当时国内外的各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价，要稳定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兵将。

但是人民币仍然不了上海市场。尽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的心理。利用人们这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得了上海，人民币不了上海。”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就被投机分全吃，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海，毫无作用。

在他们的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去，晚上几乎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弱的金圆券，而是势的银元。

的金投机势力，金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钞。人民政府接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钱围攻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易所，严惩投机分。不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投机的狂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