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是大量收中国储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汇丰对中国储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的利息，折扣越，利息就越。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开始大规模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分。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笼，并迅速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的任何款项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去。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运输的时间相匹，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大的扩张客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作，大量收。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卖的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行大量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民。

考虑到由于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

被沙逊驱逐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易成功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来，对买家付款行担保，买家只需开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理整个中国金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