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