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一组就往返于羊栏和麦地之间推着独轮车送粪，组成了一幅幽默的画面。我父亲来新疆前是军区副参谋长，不折不扣的共军，职务最高，驾辕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父亲身上，刘大川居左，胡麻子在右，辅佐我父亲完成送粪的使命。

新疆初春的天气，风沙漫漫，早晨和晚上还冷得人直发抖，中午热得人连衣服也不想穿了。我父亲扶着车把走在中间，汗水已湿透了他那件浅黄色的军用棉袄，我父亲就把棉袄脱下来。这三个人中，只有父亲敢理直气壮地脱下棉袄，父亲的身上，伤痕随处可见，其中最醒目最刺眼的，要数乌老二打我父亲的那个黑枪，在我父亲背上结了一个大大的疤。刘大川和胡麻子身子也有伤，也许并不比我父亲的少，可两个人不敢脱掉身上的衣服，他们身上的伤是耻辱的象征。

我父亲打着赤背，暴露出浑身的伤疤，鼓起满身的肌肉奋力拉车，刘大川和胡麻子自然也不敢怠慢，弯腰驼背推着小车在风沙中艰难地前行。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没想到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后被发落到新疆来拉羊粪。我父亲感到这是一种耻辱，我父亲有时一天也不吭声，他觉得自己不会下做到主动和国民党的营长和一个曾当过美国人俘虏的人讲话。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和我父亲随便搭讪，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在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人面前造次。

父亲想不通一个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重要，还是拉粪种麦子重要。父亲想不通就用劳动折磨自己，有时往返一趟他也不歇一口气，刘大川和胡麻子也不敢提出歇一歇，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汗水粘在棉衣上粘粘的潮潮的，两个人吃力地推着满载羊粪的独轮车，抬起头就能看见我父亲光着的脊梁上流出的一串串汗珠，汗珠遇到了那些醒目的疤痕，颤抖着停顿一下，就落到了脚下的石头上。

两个人看到这一切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两个人敬畏的不完全是我父亲的官职，其实官职再大，现在你不也是得拉手粪吗，拉羊粪的和推羊粪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父亲那一身的伤疤，是伤疤和伤疤之间的一种区别，他们望着那一身伤疤不能不对我父亲另眼看待，伤疤是一种敬畏和威慑。

春季这段日子送粪很重要，贫脊的戈壁滩上硬是开垦出一块有土地的田地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没有羊粪作保证，麦子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育，没有麦子，一农场的人又吃什么？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亲自督战，他奔波于各个独轮车之间，做着往返次数的登记，并不时地做一些精神鼓励。

柴营长捏着小本就说：“王五，加油哇，你这么好的身体不多于两趟？”

有时，大半天下来，我父亲这一组已经比别的组多拉了两趟羊粪了。有一段时间，柴营长一直不敢和我父亲正面接触，那是一种官职上的悬殊。抗美援朝时，柴营长才只是一个排长，那时我父亲就已经是师长了。我父亲沉甸甸的档案就在柴营长的办公室里锁着，他翻过我父亲的档案，每看一篇他就吓出一身冷汗。柴营长也弄不明白，一个军区的副参谋长为什么那么不冷静参加到那次震惊中央的武斗中去。

他看见父亲光着脊背又一次出现在麦地里时，终于忍不住走过来，抓过腰上的一条白毛巾递到我父亲面前，他不敢正视我父亲赤裸的身体，只望着父亲的脚说：“老钟，你们已经比别人多拉两趟了，歇歇吧。”

我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去接柴营长递过来的白毛巾，拉出自己后腰上的，胡乱地抹一把，又塞到腰间。

柴营长抬头看了看汗流满面的刘大川和胡麻子，冲两个人挥了挥手，那两个人就走远了一些。柴营长望着我父亲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说：

“钟师长，是不是给你换一下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柴营长和父亲单独接触时，柴营长一直这么称呼我父亲，他觉得这样亲切。

我父亲望着麦地里已经运来的一堆堆羊粪说：“我挺好，这活我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