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太同意，于7月25日，以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电文中说：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9月26日，当即回电，回绝了周、、朱、王的建议，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泽东一次次说服工作，周、朱、王当时也积极支持泽东的主张。

工会工作，一切工作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1932年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在淞沪保卫战中表现得积极顽的19路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向于都窥。

同日，临时中央发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

周、、朱、王立即致电中央局行反驳，持原定作战计划。

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周恩来烈地受到，泽东在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下，所运用的领导艺术。泽东要求主要负责人有非凡的品格，有善于理各事务的能力，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大综合以及受全局的锐仔细的观察能力。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圩，击溃奥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的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准备与敌作战。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仍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在陈述信中说：…这将得多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泽东的经验与长，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中央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为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他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他又不能不去执行。他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决执行积极攻的路线》。

前线面对这样的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不同意见，说：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攻策略的布置与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又加此时，周、、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的消息，并已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以便利敌分兵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后，再迅速转到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攻。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辖1、3、5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9月23日，周、、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