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次会谈双方达成的协议，11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又派张云逸和中共福建省委代表方方到汀州谈判，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与通条约》，更细致更详尽地就双方合作事宜行了沟通。

陈铭枢咬着牙说：廷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１９路军及福建省政府代表徐名鸿等人离开瑞金返回福州。

19路军前线指挥，蔡廷锴将军手握望远镜已向阵地了望好些时候了——前方几公里外，19路军的司徒飞旅已和蒋介石的一个整师又两个团的兵力厮杀两昼夜了。炮声、杀声仍持续不断。

这时19路军已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了。蒋介石一面派队加构筑碉堡，暂把苏区的北面围起来，另一面调其主力向闽北前，他要吃掉19路军，以解决背后的隐患。

蔡廷锴压低声音：铭枢兄，我看咱们还要多留个心，这时候，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救自己。

周恩来试探地说：我看让潘汉年代表我们谈比较合适。

蔡廷锴此时手心汗，握着望远镜的手在不停地发抖，他看见司徒飞旅差不多有一个连的兵力发动了一次反冲锋，100多人冲向了蒋军，在阵地前沿行着搏，见着蒋军向后退去，这时，蒋军的炮火了过来，一个连的兵力，连同没来得及撤走的蒋军，一起葬送在火海里。蔡廷锴知，炮火过后，不会有几个人生还的，他不忍心再看了。他放下望远镜，不知什么时候，泪已模糊了他的视线，这位经百战的将军，不记得什么时候过泪。在淞沪保卫战中，场面一也不比这时轻松，那时他心里涌动的是悲壮，有烈的民族情绪在每个士兵上涌动，可现在却大不一样，是中国人在相互间残杀。

对与19路军谈判的结果，他毫无兴趣，谈判成功也得打，失败也得打，他不在乎多一个19路军，少一个19路军的问题。他要急于验证一下，他的“短促突击”怎样才能更猛烈地打击敌人。

电话铃一连响了几声，他也没有去接，后来还是一个作战参谋伸手接了，电话是陈铭枢从福州总指挥打来的。作战参谋手捧着电话送到了他的前，他稳了稳情绪接过电话，陈铭枢在电话中说：廷锴吗，你那里怎么样？语气中透焦急和不安。蔡廷锴哽着声音答：司徒飞旅快拼光了，红军主力怎么还不见动静？

在泽东和朱德等人的努力下，于10月26日双方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中包括双方的军队不再互犯，调转枪，一致对外，相互通商。

陈铭枢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我们已派人问过几次了，可就是不见他们的动静，光鼐在东线也是腹背受敌，不知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响，洵遭遇战之后，黎川敌人３６师来增援，把３军团和５军团的一分队拖住了，队在堵击敌人从黎川向团村犯时，牺牲了４师师长张锡龙和１５师师长吴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李德在战术上发生了争执。刘伯承建议把３军团东调，集中兵力寻找突破，李德则认为应分兵多路各个击破。刘伯承对李德的战术颇有微词，博古又站在李德一边，支持李德的观，刘伯承无奈，长叹一声，扬鞭打而去。

博古又冲周恩来说：恩来，谈判的事你安排吧。

李德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既然没有坏，那就谈一谈。停了停又补充说：既然是19路军主动和我们谈判，那就让他们来瑞金好了。

蔡廷锴通过望远镜看到司徒飞旅的旗帜一直在主阵地上飘扬。蒋介石的队几次冲上阵地，又被司徒飞旅打了下去。对司徒飞旅蔡廷锴心中是有数的，这是19路军的王牌队，是19路军的象征，在不久前淞沪保卫战中，司徒飞旅是拖住了日军主力7天7夜，为淞沪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大功。此时，司徒飞旅又拖住了蒋介石一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

陈铭枢在电话那端也长叹了气。

周恩来长吁了气。

在徐名鸿来到瑞金后，泽东和朱德多次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陈公培，表示愿意与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

蔡廷锴听见了那声叹息，他又听见了飞机的呼啸声，几架轰炸机隆隆地从飞过，向福州方向飞去。已经三天了，蒋介石一面命令队围攻19路军的前沿阵地，一面派空军轰炸福州，让19路军内外困。他冲陈铭枢大声地说：铭枢兄，这仗可不好打哟！

事实证明，李德的战术是错误的，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便初战不利，不仅牺牲了两个师长，还损失了几千人。

博古推了推镜，了。

此时，李德的心思不在19路军上，他要召集军团长会议，布置他的堡垒计划。

1933年10月下旬，19路军派徐名鸿为福建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来到了瑞金。潘汉年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接见了徐名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