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物质事物的斗争而已，在我们眼中，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苗卡尔、巴斯卡尔、弗罗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者路易十四的时代。

我们厌恶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由来已久：我们对自己宗教团体诞生之前那一衰颓时期十分流行的诸多历史著作始终保持传统的、我认为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

因而，我们也对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也最危险的顶峰——，缺乏任何信心。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哲学则不仅大大歪曲了历史，还导致了对真理意识的败坏。在我们眼中，偏爱这类历史哲学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个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时代，我们有时称之为“战争世纪”更经常的称呼是“副刊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就诞生在那一时代的废墟之上，就是在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或者应当说野蛮思想——进行了斗争，克服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这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傲慢精神。我们面对世界历史的心态，尤其是较近代的、几乎像现实的历史，情况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舞台一样。历史在我们眼中纯属本能与时尚的儿童游戏场，是贪婪、肉欲、权欲、谋杀、暴力、破坏和战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长，被金钱收买的将军，被毁坏的大小城市，然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也仅仅是历史的许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成长中的产物，因而一旦丧失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分担世界历史中的责任。然而我们对此却茫然无知，十分欠缺责任意识。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学园初建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和其他国家里的情况，我们立即就可看出，我们的教会只是许多不同教会团体和组织之一，而我们永爱的卡斯塔里，我们的故土和秩序的创建者们并不像我们这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之上为荣。我们的先辈和奠基者们是在战争时代末期的废墟上开创自己事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官方的分析介绍，其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①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