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丈夫、她的政党和政治思想、她曾十分崇敬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的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了，唯有她的儿子才能让她感到值得活下去。然而她宁肯让孩子在这种有损身心的糟糕环境下长大，也不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与他分离。对于这么一位聪明的、外表也极通情达理的妇女，竟有这番自白，令克乃西特惊讶不已。克乃西特无法像对待她夫君一样直接帮助她，也没有丝毫试一试的意图。然而，他总算偶尔来拜访几次，而普林尼奥也始终在他的影响下，多多少少通过折衷方法把自己的劝告不知不觉地灌输进了这家处于乖戾状况中的家庭。对于游戏大师本人而言，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造访，他在这户人家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也逐渐增强，而克乃西特内心却对这些世俗人士的生活越来越疑惑不解。但我们对他的首都之行所知甚少，不了解他究竟见了什么，又亲身经历了什么，所以也只能满足于方才写到的些许情况了。

克乃西特和希尔斯兰教会当局的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向限于公务事宜。

克乃西特仅在参加最高教育当局全体领导成员会议时才见到他，这位长者大都只是担任形式性职务，主持迎送应酬礼仪而已，会议的主要事务工作全由他的发言人负责。克乃西特就任玻璃球游戏大师时，这位就任已久的最高领导人早已年届耄耋，颇受游戏大师的敬重，尽管如此，游戏大师却从未设法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因为在他眼里，这位最高领导人已几乎不是什么凡人，也不再只有凡人的个性，而是一位飘浮空中的尊贵祭司，是尊严和广博的象征，是一位居于整个宗教团体和组织之上的默默无言的领袖和它们头上的一座冠顶。这位可敬的老人已于最近逝世，团体当局挑选了亚历山大继任他的职位。

亚历山大正是许多年前克乃西特刚刚就职大师时，由教会当局派去指导他的那位静修教师。克乃西特从那时开始就对这位出类拔革的教会人员十分敬重和爱戴，至于亚历山大也因与他曾在一段时期内密切相处，还几乎可算他的忏悔教师，而对克乃西特的个人品性和行为有过较近的精细观察，也产生了爱护之心。当亚历山大成了克乃西特的同事，还成了教会当局的最高领导的那一瞬间，他们两人同时意识到了相互间早已存在着潜在的友谊，从此便不仅一再见面交谈，还常常在一起工作。

当然，他们的友谊缺乏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朋友性质，正如他们两人之间缺乏共同的青年时期的交情一样，这种友谊是两位高踞各自职位顶点人士间的同事情谊，他们表露同情的方法限于互相见面时的问候与告别时的致意，比一般人更多些热情罢了，他们只是能够较常人更迅速完整地相互理解，例如在开会休息的间歇里闲聊几分钟便已足够。

教会当局领导人一职——也称教会大师——，按照教会章程是与各种学科大师同等的职位，事实上却因传统习惯而似乎高出于其他同事们，因为不论是各学科大师均出席的最高教育委员会，还是宗教团体全体领导成员的会议均由他担任主席，尤其在最近几十年中，由于教会当局日益重视静坐入定的修炼功课，使这一职位更显重要——当然这一切仅仅限于教育学园和宗教团体内部而已。在教育委员会和教会当局的全部领导成员中，教会大师和玻璃球游戏大师已越来越像卡斯塔里精神的一对卓越代表人物。因为与古老卡斯塔里流传至今的许多传统学科相比较——如：文法，天文，数学或音乐等——，静修养心与玻璃球游戏这两门功课，相对而言已经是卡斯塔里更重要的精神财富。如今，这两项学科的两位现任大师互相表示友好和亲密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好兆头。对于两位大师而言，是维护和提高各自尊严之道，是增添生活乐趣和温暖之道，也是一种激励他们完成更多任务的鞭策，促使他们更加发扬卡斯塔里世界最内在、最神圣的精神力量。

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关系意味着一种约束力，一种平衡力，完全针对他试图放弃一切的倾向，针对他试图突破现状闯人另一种全新生活领域的愿望。尽管如此，克乃西特这种突破倾向始终不可阻碍地向前发展着。自从他自己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意愿之时——可能在他担任大师职位第六年或第七年期间——，这一愿望就一日强似一日，他就像往昔古老时代的“觉醒者”所做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这一思想纳入自己自觉自愿的生活和思索之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么说：自从他一旦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必将放弃官职和辞别卡斯塔里学园，他就一直坚守这一想法了。

这种思想有时候使他觉得像一个囚犯深信自己终将获得自由，有时候又像一个垂危病人自知死期将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