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自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非常感人又十分可怕的性格中。

克乃西特度过了就任大师职务的艰辛的第一年，如今总算有点空余时间从事耽搁了一年的历史研究。他生平第一回真正睁开眼睛来认识卡斯塔里的历史，很快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情况并非像玻璃球游戏学园里的人们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卡斯塔里和外面世界的关系，它与外界在生活、政治、教育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衰退状态中。尽管在教育和文化事务方面，联邦议会确实仍一如既往地向最高教育当局咨询，华尔采尔学园也依旧向全国各地供应优秀教师，在一切学术问题上也始终拥有权威地位，然而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例行公事，带有机械主义的味道。如今出身自卡斯塔里各类专科的精英青年已很少有人对校外工作感兴趣，更没有什么人自愿报名去外面担任教师了，与之同时，外界的朝野人士也难得来卡斯塔里叩门求教，而往昔年代，卡斯塔里的声音何等重要，例如重大法律事项，社会各界都乐意援引和听取卡斯塔里的声音。人们如果比较一下卡斯塔里和全国各地的文化水平，马上就会发现，两者非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以令人难堪的方式背道而驰了。卡斯塔里的文化越是受到过度精细培植，世俗世界对这种文化就越是听之任之，越来越不把它视为一种必须，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而看成是一种外星来的物体，又像是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珍贵古董；当然这种古董暂时不舍得丢弃，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宁肯束之高阁。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里的道德和精神气氛，但事实上，这一切早已失却生命力，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了。

全国人民对卡斯塔里学园的兴趣，对各种教育设施，包括对玻璃球游戏的关心，也如同卡斯塔里人对全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关心一般，全都在不断往下低落。错误当然咎在双方，他心里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尽与卡斯塔里人和玻璃球游戏专家们打交道，这一事实让他内心优伤。因而他才日益更加致力于初级游戏课程，更加愿意教授幼小的学生——是啊，学生的年龄越小，他们与整个外界生活的联系也会越多，他们训练调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他常常察觉自己狂热地渴望那个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纯朴自然的生活——尽管那个存在于外边的世界他全然陌生无知。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有过大致类似的渴望，向往某种虚空的东西，向往一种更为清淡的空气，就连最高教育当局也熟悉这一难题，也曾不断想方设法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例如加强体操训练和体育游戏，试验推行各种手艺劳作和园艺劳动等等。倘若我们的观察正确，我们敢说宗教团体当局最近一段时期出现了新倾向，撤消了某些过度培养的专门科目，以利于强化静坐训练，那么不是怀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离团体的人，也会承认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早于我们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们这架既复杂又敏感的共和国机器，业已老迈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刚才已经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师职务第二年便又恢复了历史研究工作。除了研究卡斯塔里历史外，主要是研读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著作。此外，他还常寻找机会与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来自科普海姆的语言学家（常以秘书身份参加教育当局的会议）交流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而引发他们对历史的新的兴趣。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交谈不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奋的休闲。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这类交谈机会，老实说，他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最厌恶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里兹。我们在一堆材料里发现一份记录某次谈话的笔记，德格拉里乌斯发表了激烈的言论，认为历史绝不是卡斯塔里人值得研究的题目。

“人们当然可以用机智的、消遣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释历史，谈论历史哲学，议论历史如同议论其他哲学一样，自有许多乐趣，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发言者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这～事物本身，人们娱乐的对象-一也就是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发言者无法理解，居然有人乐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无限的权力斗争，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这类斗争，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追求的只是残酷的、兽性的物质权力——这并不是卡斯塔里人理想世界里的东西，或者应该说是卡斯塔里人所渺视的东西。世俗世界的历史不过是无穷无尽一长串无聊乏味的弱肉强食的记录而已。如果把人类真正的历史，也即把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与老朽愚蠢的权力斗争以及明目张胆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论或者试图进行由此及彼的阐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精神思想的反叛。这使我联想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一个散布很广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诚的信徒都相信：古时候人们供奉神抵敬献祭品，建造神殿，传播神话，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妙活动，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过多的结果，是工资和面包价格失衡的结果。换句话说，一切艺术和宗教不过是些门面装饰，所谓超越人类之上的思想意识归根结蒂完全取决于饥饿和食物。”

克乃西特听完这番议论，逗乐似地问道：“难道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不算历史么？它们和其他历史之间不存在丝毫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