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由此可见这类想象出来的前生前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体练习和历史研究，它们也是作者的愿望图景和升华了的自画像。作者们用特定服饰和品格描绘出了自己渴望实现的希翼和理想。再进一步从教育角度来说，这种撰写传记的做法也不失为好主意，对血气方刚青年的创作需求提供了合法途径。在卡斯塔里，独具个性的严肃艺术创作历经几代的禁忌之后，已被科学研究和玻璃球游戏所取代，然而青年学子们的艺术创作冲动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出现在他们的往往扩展成了短篇小说的“传记”中，这是一片获准开拓的沃土。许多撰写者通过这类工作向着认识自我的王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另外，还常常出现年轻人利用写作自传对今日世俗社会和卡斯塔里进行批评或者革命性的斥责，而老师们大都对此持体谅的宽容态度。此外，还必须说这些传记对老师们了解那些不受严密管束享受最大自由的学生这一段学习时代状况颇有裨益，其中常常惊人清晰地显示出作者们的智慧和道德品性。

约瑟夫·克乃西特所写的三篇传记已被保存下来，我们将一字不差地收入本书，它们也许还是本书最珍贵的部分呢。克乃西特是否仅仅写过三篇传记，是否已有散失，人们对此颇多怀疑，但只能是猜测而已。我们则确知下列情况：克乃西特递交了第三篇作文《印度传记》后，最高教育当局的秘书处曾向他传达领导指示说，倘若他还写传奇的话，希望他以近代历史为背景，要多多引证当时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从传闻和书信中得知，他确实曾着手准备下一篇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他想把自己写成一个施瓦本的神学家，后来放弃宗教而改事音乐，这个人曾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的弟子，又做过欧丁格尔的朋友，还曾在辛岑道夫的兄弟会团体里短暂作客人我们知道，他当年曾阅读而且摘抄了大量古老的，甚至是极为冷僻的书籍，既有关于教堂、虔敬主义和辛岑道夫的著作，也有论述那一时期祈祷仪式以及教堂音乐的书籍。我们还知道，他曾切切实实迷上具有魔力的主教欧丁格尔，也曾对本格尔大师有过真纯的敬爱之情。他曾设法复印了一张本格尔的照片，在他书桌上搁了好多时候。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正反两种角度如实记述他所尊敬的辛岑道夫，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满足于自己已经学得的东西。他声称自己还没有能力撰写这样的传记，他无法进行如此多角度的研究，也无法收集到大量细节材料。克乃西特这番自述使我们有理由判定，那三篇业已完工的传记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品性高尚又诗意盎然的男子的创造性自白。我们认为这才符合实情。

对克乃西特来说，如今除了享受自选研究课题的自由之外，还能够从中获取另一种放松的快乐。他毕竟与其他学生不同，不仅与他人一样受过一个精英学生的全部教育：严格的学习制度，精确分配的课外作业，教师们细心周到的管理和监督，而且，在这一切之外，他还因普林尼奥的原故而承担过重大责任，这压力诚然把他的精神与思想潜能激发到了极点，却也令他不堪负荷，消耗了太多精力。让他扮演卡斯塔里代表人物，让他承担辩护人角色，确实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能力，以致他常常觉得处境危险，他获得成功，完全由于一种坚强过人的意志力和超人的才能。同时，如果没有音乐大师从中大力协助，他恐怕也根本完不成任务。

克乃西特度过了几年不同寻常的华尔采尔学习年代后，人们发现这位年方二十四岁的青年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得多，还略带疲劳过度的模样，令人惊奇的是毫无身体受损的迹象。那几年沉重的负荷几乎把他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们虽然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材料，却可以从他对待自己盼望已久才获得的头几年自由研究岁月的态度中略见端倪。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最后几学期里始终处于显眼位置，几乎成了公众偶像，可他一毕业就立即毫无保留地引退了，是的，如果人们探访一下他当年的行迹，便会得出下列印象：他最愿意让自己隐匿得无影无踪，他觉得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完全无害，也没有任何生活方式让他完全隐蔽。因此他对特西格诺利若干又冗长又热情澎湃的来信，最初还有简短而冷淡的回信，后来便彻底置之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