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换姓，拿出一大笔钱，已经做起了木材生意，而且跟那边房东大娘的女儿‘玛申卡’好上了，不仅给心上人‘玛申卡’买了辆二手的本田轿车，还给准岳母买了一枚挺贵重的绿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看来，他事先是傲了预案的，是有相当的准备的。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分析，在这位‘部门经理’背后一定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没有那样一只更大的黑手替他支撑着谋划着，只凭这个部门经理本身，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对岸迅速站住脚。

“这只黑手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饶上都：

“但是没有证据，这仍然等于是一句瞎话。

“所以，一定得把这个部门经理抓捕归案，才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但这件事儿办得还真有点累：现在人毕竟在人家那边待着哩。这牵涉对方的国家主权问题。你不能带枪去，也不能在人家那儿出头露面抓人。也不能行使侦查权：一切都得跟人家协商，得由人家出面。也就是说，你所有那些想办的事，都得事先得到人家的批准，由人家出面去办，或由他们带你去办。应该说，对岸内务部的‘达伐里希’(同志)们还是挺热情挺支持的。可人家有人家办事的规矩。比如，人家从来不加班加点。只要到了下班时间，肯定走人，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只要下班铃一响，哪怕是正在做预审，或者正在外头蹲坑守候，对不起.都会立刻起身回家…这样，本来在我们这边一天就能办得的事，在那边往往就得花三天或五天才办下来。不管咋样，总算办妥了为抓捕所必备的一切手续，也制订了抓捕的方案，部署好了抓捕力量，只是没想到最后一刻，还是出了一点差错：正是这点差错，却让我们这一阶段在对岸全部的努力全付诸东流：那一天，我们派去的同志准备等这位‘部门经理’从外边装运木材回来，先由他们内务部的人设法把玛申卡引开，再由我们的人上前去铐住他。但我们派去的同志还是过于乐观了，把事情想简单了，没有全程派人去监护那个‘部门经理’，更没想到‘杀人灭口’这出老戏还会演到对岸那个陌生的舞台上。就在这家伙装上一车圆木，往回开到离城边两公里的一个拐弯处，据说是连车带人都让人‘劫’了。事后发现，车被扔在离事发地点几百米外的路旁，人却在一旁的小树林里躺着，被发现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随身带的钱包不见了(据我们判断，凶手拿去钱包，可能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正意图)，左胸处有一个由零点三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造成的枪击伤。一枪击中心脏毙命。凶手(们？)显然是个老手，做事老辣，且干净利索。对岸内务部的一位‘达伐里希’女翻译安慰我们的同志道：‘遗憾遗憾。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了。这样的事嘛(她指华裔商人或被劫，或被杀)，在我们这里，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回你们虽然没抓住活的，但总的来说，也可以了，成绩不错。没让他逃走嘛。他再也不能去做坏事情了嘛。上帝替你们彻底惩罚了他嘛。结果是一样的。’女翻译长得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有点英武之气，说话不苟言笑，但语气还是温婉而有分寸的，看得出，具备相当丰富的外事经验，据说当年也曾是一个相当精良的‘克格勃’，和陶里根公安局的许多同志关系都处得不错。她当然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部门经理’活着，需要他嘴里的那点口供，需要知道跟他相连着的那根黑线——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黑线的话，它的终点到底在谁那儿…

“但很可惜，案子目前只进行到这一步，后续的线索全都中断了…”

说到这里，赵五六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刚想喝，却发现今天没给邵长水准备茶，便起身要去沏茶，但让邵长水拦住。邵长水自己去沏了茶回来，安慰赵五六道：“案子还是有了很大进展。起码能认定劳爷是被谋杀的，光这一点，就足以告慰劳爷九泉之下屈死的冤魂了…”邵长水原想是安慰一下越说心情越沉重的赵总队的，没料自己也说得感伤，反而一时间有些不知再说些什么才好，竞怔怔地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邵长水问：“和顺面馆的那个女老板呢？放了吧？”

赵五六说道：“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刑拘过她嘛。怎么拘人家？凭啥拘人家嘛。拘好拘，放就不好放了嘛。当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是‘秘密’把人家‘请’我们这儿来谈话的。最后还跟她搞了个‘约法三章’：一，要求她不向饶上都透露任何一点今天谈话的情况。第二，要求她完全不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规律。第三，完全按原样出现在饶上都面前：如果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保证为她保守她的那些‘隐私’。她当时显得很紧张，不断地问我们，饶上都是不是跟劳警官的死有关系。我们当然不可能正面去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你必须坚信，我们找你谈话，不是在闹着玩。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们那生意红火的和顺面馆，你应该好好地配合我们工作。北京市一座老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就叫‘半步桥’，这很有点哲理。因为真理和谬误，天堂和地狱，实际上往往都只差这么半步。错这么一点儿.回头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