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秘书一个人在。他正要询问顾市长上哪去了，那位秘书笑道，你就别找了，就咱哥儿俩随便聊聊。然后那位秘书告诉他，顾市长对他近来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意。‘我…我咋的了？’他一愣。‘你咋的了？’那位大秘书笑了笑，问道，‘最近拆迁办在全市范围开了个工作会议，对不？’‘是啊。这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他忙解释。‘整个会议的议程是你安排的？’大秘书又问。‘是啊，是根据市长碰头会议定的大框框，具体拟定的会议议程。’‘你怎么没安排市长到会上去讲话？“这…’他忽然觉出问题的严重来了，忙解释道，‘这…这个…这个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会议由分管拆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主持并做总结讲话。没说还要请市长到会讲话。“碰头会上没说，你就不安排了？那把你放到市政府办公室去当这个副主任干吗使的呢？啥叫保持一致？啊？非得要让市长亲自来求你了，你才安排他去讲话？“不不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那你是啥意思？“我错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离了市政府办公室，到下边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去当厂长。如果他不是把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整治得有声有色，如果不是后来在市经贸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又非常出色地整治了好几个濒临破产的国有小厂，他寿泰求以后的前程就很难说了。即便这样，顾代省长至今见了他还常说他：‘你这个寿泰求啊，该咋调教才行呢？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主。眼里没人，可不行啊！’

“是的，这可不行。

“那天他在电话里跟劳叔解释道：‘…大哥(他一直管劳叔叫大哥)，你想怎么干，别人又让你怎么干，这些我都不管，但是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要听你叨叨地说那些，我不就成了在跟你一起合谋反对现任的省领导了？你应该能体谅到我的难处…’后来寿泰求在电话里还说了啥，劳叔压根儿就没再昕下去。他听不下去了，当时他整个人都木了。人家什么时候挂的电话、他自己又啥时候关的手机，他整个儿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一边听着手机里的杂杂声，一边下意识地操纵着汽车，木木然地差一点把车都开到人行道上了，只是车轮被马路牙子重重地硌了那么一下，才把他从那懵懂的状态中震醒，忙本能地往回打了把方向，才没闯出大祸来…

“后来他再也没找过这个寿泰求。他不责怪他们，但也不想再去‘妨碍’他们。”

说到这里曹楠停顿了一会儿。

邵长水问：“你通过这两个事例，想告诉我们什么？”

曹楠说：“就算劳叔在陶里根后期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态有相当的变化，那也是由于这些重大的挫折造成的。那只是一种挫折感，绝对不是什么精神异常…”

邵长水接着问：“挫折感过于重大了.有没有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异常呢？”

曹楠一下激动起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劳叔往精神异常那儿想呢？你们为什么就一定不相信他是被谋杀的呢？”

邵长水说：“我们没什么一定或不一定。我们的方针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