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家中看望。这就让大区内各省的现职领导对这位老同志有一点“战战兢兢”的意思了。这样.大伙对余大头的“秘书瘾”才有了一点比较真切和全面的理解=这样干了几年，老书记年届耄耋，虽然精神仍然矍铄，头脑也仍然清醒，但病患逐渐缠身，体力严重衰退，为了“对党对事业负责”.他主动打报告给中央，要求从本兼各职中“彻底退下”在临退之前.他将余达或“外放”先是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当厂长，后调回省计委当副主任=当人们预料，余大头在那位老书记的扶助下.会硕着政府官员这条路线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这家伙再一次走出了几步险棋。让大伙大跌眼镜。他按那位老书记的安排，先是放弃了省计委副主仨的职务，接任省内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煤业集团总经理一职。然后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的试行单位.他带领这个煤业集团.搞投资多元组合，两年后，又搞股份制改造，完全脱离国有体制。成为省内第一家“民营”煤业大集团公司，由他出任董事长。这个煤业集团很快壮大，年纯利税达三四个亿，自有运煤车皮近一千五百个，万吨级散装运煤船两艘。自建运煤铁道近四百公里。他个人占有公司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份。依此计算，他已是超“亿万富翁”了。而此时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就在这风光无限，人人啧羡的巅峰顶上时，他却又突然离开了谀日进斗金的公司董事长职位，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应召参加省政府组织的中青年干部赴美进修学习班，为期一年，再一次做“苦修者”去了…

如果劳爷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跟这位“余先生”确有关系，那么，跟那位老书记有没有关系？因为，以余先生当前的境遇来说，他本人不可能对这样的调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即便有兴趣，以他具备的政治素养来说，绝对不可能如此冒失、鲁莽，甚至“愚蠢”到这种地步，居然亲自出马，策划、组织一个老公安干警去秘密

调查一位在职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位“高人”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位“高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位老书记。如果，这位“高人”真就是那位老书记，那么…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这样追问一句，老书记这么做，难道会是一种“个人行为”？不会吧…如果不是“个人行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五六向袁崇生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这些想法。袁崇生听完后，沉吟了一下，指示道：“你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看来东林这档子事不简单。一定要慎重。我们工作的重点一定放在查清劳东林是怎么死的这一点上。为了闹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整明白他是怎么去的陶里根，在陶里根又接触了些什么人，跟哪些人有过什么样的往来，发生过什么矛盾。但一定要明确，我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要查什么代省长的问题。赵五六，我告诉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替我把好关，不能有半点含糊。另外，抓紧时间把今天发生的这起银行爆炸和杀人案破了，尽快把嫌犯抓捕归案。事情已经报给省委和公安部了。他们都有话下来，要限期破案。”随后，袁崇生让赵五六把那份破译的密码全文留了下来。等赵五六一走，他马上亲自将它复印了两份。他原准备亲自去省委大楼，把其中一份当面呈交省委方书记，另一份则派人直接呈报中纪委。但后来，在要不要“同时”报送中纪委这一点上，袁崇生却又产生了一点犹豫和思考。他想到，由于事情涉及了本省的一位主要领导，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置，还是应该先听听省委主要领导的想法才对。公安厅毕竟是在省委省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如果省委觉得这情况应该同时报告给中纪委，他们一定会明确指示他这么办的。到那时候再呈送，也不算晚。而那样做，对于他和公安厅这一级组织来说，会显得更稳妥、更牢靠。于是，他把那分原准备直报中纪委的复印件，锁进了自己办公室那个灰绿色的保险箱里。

一个星期后，省委方书记打来一个电话，对袁崇生说：“那天你送过来的那份材料.我看了。”然后只问了一句：“那位老刑警的死因搞清楚了吗？家属那边没遗留什么问题吧？”就再没说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