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档饭店的高档包间里，冷拼热炒，划拉了一大桌；临了，又专门上了一道“鲍鱼拌饭”点这道名菜时，主任真犹豫过。最好的鲍鱼拌饭，一例就得五百多。一般的也得三百多，当然也有一百多的。由于这一回是厅领导亲自交办的差使，别说点一例鲍鱼拌饭，就是点个三例五例，回去肯定也都能报了。总的原则是不能怠慢了这“老家伙”得把“日记”搞到手。这一点，这位新近提起来的办公室主任，虽然年轻，但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厅里的办公经费和办案经费相当紧。同志们外出办案，都得自己掏腰包先行垫付差旅费。医药费也只给报一部分。这些窘况，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自然是清楚的；想到这里，他一咬牙，给“老人”点了一例五百多的，给自己和两位随行人员各只要了一碗价值十五六元的乌鱼蛋酸辣汤。没曾想，这一下可把老人惹翻了。他心想：朋友之间吃饭，就图个顺气合意痛快。你这是在干啥呢？！手头紧，咱们都喝酸辣汤也没啥。多年来，跟弟兄们一块儿破案追逃，蹲坑守候，一个发面饼一壶凉白开一坨干嚼面，嘎吱嘎吱，咕嘟咕嘟，夏天经受着比桑拿房还蒸人的闷热，再合着那一窝窝比大拇指盖儿小不了多些的蚊子，冬天经受着比刀子还锋利的西北风的“凌迟”…啥样的罪没一起受过？不都生扛过来了！今天你让我瞧着你们稀里哗啦喝那啥也不是的酸辣汤，我要咽得下这名贵的鲍鱼拌饭，我劳某人不成了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在埋汰人，不想让我好好吃这顿饭嘛！“埋单！”老人马上板起脸，推开刚端上来的那例用两根鲜亮翠绿的油麦菜围衬着的“鲍鱼拌饭”收拾起撂在桌面上的高档手机和名牌烟盒打火机，一甩手，居然就起身照直往外走了。走过账台跟前“啪”地拍出一张银行卡，还把这顿饭的账给结了，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那位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留，整得他相当难堪，相当憋气，回去还没法跟领导交代。邵长水今天当然再不能这么干了。但不开口又怎么能摸清他这颗“炮弹”里的“装药情况”呢？真叫人左右为难。其实，劳爷心烦意乱是因为他正焦急地等着几个“朋友”的回话。刚才得知最高院方面的那个决定后，他觉得这时最重要的是得保证祝磊的人身安全。有人既然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监所去搜抄那份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派人去加害他。所以，放下电话后，劳爷立即又打了一圈电话，去探问情况。比如，有关方面对祝磊已经采取了什么保全措施、还应该采取哪些更保全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怎么把他的一些设想传递给有权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些“朋友”和“战友”那儿去。这种“传递”还得做得比较巧妙，不能伤了这些“朋友”和“战友”的“自尊”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太为难了。

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