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嘴狠狠地倒吸了一大口气——他的确患有轻度的肺气肿，然后再次习惯性地掏出他那些小零碎，手机烟盒打火机什么的，一一陈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邵长水注意到，他吸的烟是软盒中华。（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稀罕的。因为他调到省厅后，发现省厅处以上干部平时吸的都是软盒中华。有一部分吸“三五”要是单纯论工资收入，省厅的这些中层干部平日里应该是吸不起“中华”和“三五”烟的。）打火机是美国大众化的名牌“ZIPPO”据说越战时，美国大兵就是用这种打火机去点燃浇在越南平民身上的汽油的。这是众人皆知的“轶事”这些年，它流传到中国，以它的皮实耐用和特殊的历史经历，成为部分人喜好的收藏品。邵长水还是在破获一起金融诈骗大案时，在主犯手里第一次见到过它；后来又多次在一些年轻的老烟民手里见过它；再往后，就不再觉得它有多么稀罕了。倒是后来劳爷又掏出一根烟嘴，让邵长水觉得很有点不一般。那是一支用黑色水晶特制的玩意儿。短短的，亮亮的。一头箍着镀金的嘴口，做得十分精致，又很简约流畅。盛放在一个同样精妙的特制麂皮小口袋里。小口袋上用金线绣着个英文大写字母“L”显然是别人专门定制来送给劳爷的礼物。再仔细看他那身着装，黑棕色磨砂皮敞袖口夹克，里头穿的是驼色的鸡心领牦牛绒衫和小蓝白格的全棉衬衣。下身穿一条深藏青直筒纯毛哔叽裤，样式稍嫌老式了一点，但再往下看，他那双皮鞋却又绝对地“新潮”：钝圆的大笨头，加上厚厚的生胶底，裸露在鞋帮和鞋底交界处那一道道粗犷的线脚，让人怀疑它的主人今天出门仓促，慌忙中穿错了儿子的鞋了。而且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儿子的鞋。从李敏分嘴里，邵长水已经得知，老家伙向来活得精细和讲究，辞职下海后，手头较为宽裕，就更讲究，更精细了。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竟然能穿得这么时尚。劳爷会生活，业余时间好玩，打猎滑雪溜冰台球麻将扑克保龄，修理钟表家用电器，相面测字打卦看手相，无一不精通，还以此闻名圈里圈外。这样的人，在普遍以生活粗放，秉性粗犷，但又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表面木讷内心躁动而著称的刑警队伍中，着实罕见。前边我们说过，他结过四次婚。这在刑警队伍中也实属稀有。你看他都不留在刑警队伍中特别流行的那种小平头，而是那种书生气较重的分头。头发稍显花白，但依然浓密。他身上惟一让人觉得有一点错位，跟周身的扮饰不太协调的东西，是他戴着的那块手表。居然还是一块老式的天津产的机械手表。表把和表壳上的镀铬层都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的了，表面的衬底也已经发黄，表带显然早已不是原配的。无论它是多么的过时和老旧，这么些年来，同事们和战友们中间，却从来不会有人嘲笑这块表的“露怯”和“寒碜”

因为大伙都知道这块表是他那位结发妻子当年留给他的定情物，也是他认定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少数几样身外之物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他那位结发妻子也是一位警察。妻子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而且是他俩在省公安干警培训班（省警校的前身）学习时的“教官”妻子后来调到省安全厅工作，那年被派到国外执行任务，在一次莫名其妙的严重“车祸”中牺牲了。“车祸”严重到那种程度，连个全尸都没找见。只象征性地领回来一点不知真假的骨灰和出差时带去的衣物。后来他不敢再找女警察。妻子去世的头几年里，他只要一走近穿警服的女子，总能在恍惚中好像又听到妻子的脚步声和咳喘声。后来的两任妻子都不是当警察的，他又总和她们合不来。勉强一起生活个一两年两三年，到头来，总还是免不了要分手。造成分手的导火线总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不愿再和她们生孩子。（不是不跟她们过夫妻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她们、或不许她们再怀上他的孩子。这让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轻蔑和侮辱。）第四任妻子比他小整整十岁，是个中学老师，能干，爽朗，大大咧咧，又非常会体贴人。这些方面都挺像他那位结发妻子。当然最让劳爷松心的是，她从来不跟他提“怀孕”、“生孩子”的事，好像她自个儿就挺不想要孩子似的。她天天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男女平等”“男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女生”在自己家里，却天天“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这位劳警官极端的“大男子主义”和极典型的“大丈夫主义”一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平日，肯定都是她先到家。那天，劳爷都回家很长时间了，她才姗姗蹭进家门。劳爷挺不高兴，倒不是说一定得她先回来伺候晚饭什么的。你可以晚回来，学校里也总会有些意外的事要处理，但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吭不哈，晚回来好几个小时。劳爷打电话到学校去找人，校方说她下午三点多钟就请假走了。去哪儿，不知道。你干嘛呢？下午三点多钟，到这会儿都快九点了，六个小时，你干嘛了？…劳爷憋了一肚子火，通通通通，像发射连珠炮似的，一通宣泄。对方也不吱声，脸色苍白地坐在门口那个小凳上，换了鞋，等劳爷把第一通火发完，勉力站起，歉然地笑笑说，我这就做饭去。但摇摇晃晃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