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将最后决定谭宗三的命运，也将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参加任何会议，在踏进会场前，我都没有临时看一下时间的习惯。但那一天我的确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别在乎这个时间似的。

四点五十分。走进小会议室那个红漆大门时，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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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一共十二个人。四个是正式成员。其余八个中，除一个负责检查组的日常生活交通联络后勤供应外，那七个，是警卫。配的一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最近连续接到加强内卫警戒的紧急通知。滨海地区已发生多起国军残部和流窜的海盗土匪袭击残杀我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通海县县城里也从昨天起实行宵禁。并加强了武装巡逻。

小会议室原先是这大宅里的西餐厅。保留了那张硕大的椭圆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两个做工尤其精致的玻璃酒柜抬走了。现在一边墙头贴着中国革命领袖的像片，另一边墙头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像片。既然是汇报会，按惯例，与会的同志应围着大会议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气氛却有点特别。检查组和地区军管会的那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靠里坐在一边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边，留给我一个人坐。这情景似乎有点像是要“审讯”我，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动坐左边，而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则一律坐右边。

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和那一厚本卷宗后，笑着问道：“怎么，看这架势，今天好像开的是审判会？审谁呢？”

有几位同志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几位同志却依然声色不动地坐着。

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挤一边干吗？我这边又不发糖。散开散开。”

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坐到了我这边来。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点烟的点烟。沏茶的沏茶。有了动静。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