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厅里许多主妇们啧啧称道的时装。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穿了件并不合体的蓝布工装裤。不仅过于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并不搭配，是一双圆口的搭撵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但又不便盯着人家的脚细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双高档的白色锦纶丝袜之类的东西。总之，通体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和谐。这大概是那时代曾发生在许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景观。我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即便当我的助手走近她，开始询问她时，她也还在打量我。那目光并不怨恨，也不自卑，但总想表达一种执著的愿望，又不想强加给别人。

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黄克莹。后来一问，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会儿，助手匆匆走来，对我说：“她还是坚持要见您。”

这时，我已决定见她，但口头上还在问：“什么事？”

“她说替谭宗三带了个很重要的口信给您。”

“是吗？”我边说边启动，转身向黄克莹走去。但这时，助手反倒拦住我。他有了疑问，不赞成我见她了：“谭宗三目前正处在严密拘留审查期间，除我们工作人员以外，他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怎么传得出口信来给她？再说，我们在通海经常见谭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们，根本没这个必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先把口信传给她，再转告过来。我看她是别有企图。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笑着，反问，你说她能有什么“企图”？

他说，那难说。

我继续笑着问，就算她有什么“企图”像她这么一个女子，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倒也是。

根据我对谭宗三的了解，我相信他向她传出了口信。既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我的理由是：

一、谭宗三最近这一向以来，虽然跟我已熟悉到能基本“无话不说”的地步。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碍于他难于彻底放下的那最后一点“绅士架子”和“面子”仍然不好意思当面向我提出。比如像“请求宽大”之类的话，不到最后关头，他还是说不出口的。甚至可能即便到最后关头，当面他也说不出口，需要由别人来“转告”

二、这家伙被拘留后，居然在看守们中间的“人缘”还不错。造成这个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前一段通海地区军管会因为没有得到上海局方面明确的指示，最后将如何处置他，便在拘留条件上，给了他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住单间、可以长时间地单独在一个小院里散步、房间里有床有被褥枕头床单枕巾、还有写字桌板凳热水瓶煤油灯（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过了每天限定的使用时间后，便由看守拿走。因为煤油和火都是危险品）等等。为此，可能给看守们造成某种误导，以为可以对他更宽松一点。另一方面，也有他本人的因素。比如，他长得颀长，白净。衣着和谈吐举止又都很文静。平时即便在拘留室里，也总是穿着一件中长的黑呢大衣，或者要一些书报来看，或者便写些什么，或者跟看守们随意地聊（那时有关方面还没有禁止看守们跟他说话）；从气质上看，他更像一个学者，而少有常见的那种政客们的圆滑和官僚们的蛮气。自身又顶着个“英国留学生”的头衔和“头一个在押的伪县长”的身份。即便出于好奇，这些看守私下里也都比较愿意接触他。还有一点，可能也不是不重要的。这些看守都是通海当地人。而谭宗三在通海伪政府任职的两年期间，虽说是“县长”但实际的政务是由两个年龄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待了很多年的副县长在做着。他也就管一点在那个战乱的岁月里已没多少事可做的文教卫生。没有做太多的事，也就没什么太多的“恶行”流播于市井间。所以，如果说通海人对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的确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恶感。故而这些看守恨他不起来。再加上前面说到的几个因素，一旦他提出要求，再给一点什么好处，在那几个看守中间，完全能找到愿意为他往外传话的人。

我当然想知道，他托黄克莹传过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口信。同时我也想知道，这些年，这个黄克莹又怎么了。

她显然已经认不出我这个曾跟她做过邻居的“小伙计”了。

“吃茶。”我指了指她面前的那个青花茶杯，对她说。

“谢谢。”她忙折起身，点了一下头。

“谭宗三倒蛮有本事的嘛。越过我们重重警戒线，把口信传给了你。啊？”我凝视着她，微微地笑道。

“啊…”她稍显得有些慌张。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我没有…我是…家庭妇女…家庭…”她歉疚地一笑，竭力想镇静下自己，但还是慌张。显然这是她第一次面对一个新政府的“大官”且又肩负如此重任。“我…先向侬认个错，”她突然这么说。“我…刚刚…我实际上…我实际上没有替谭宗三带啥口信…”

“是吗？”我心里开始不高兴起来。

“我欺骗了领导。我不应该。但我的确有话要跟领导讲。的确是关于谭宗三的…”她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用力绞扭着。两眼却直瞠瞠地哀切地盯着我。

居然跟我耍花招。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边向外走去，一边打起官腔：“有事，跟我助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