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住的时候，

玛莉姨妈就用她那智慧的语言对我说，让它去。

当我被困在黑暗之中的时候，

玛莉姨妈就小声地劝告我，让它去、让它去、让它

去…

…Letitbe，Letitbe，Letitbe…

深深的烦恼。让它去。让它去。深深的烦恼。

他拿起那分草稿，轻轻地读着。读着。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就跟陈实，一起回到虹口，他让陈实打开机器，他想直接听听那个神秘电台的声音。

听到晚上，他才让陈实关掉那台机器，尔后说，他想在“电工房”里安安静静地单独坐一会儿。等陈实鲰荛小红，还有闻讯赶来的三月大然，都走了，他关灭了灯，打开录音机，在黑暗中又放了一遍《Letitbe》。

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陈实家来，收听那个神秘的电台播音。（不再只是《Letitbe》。而是其它的声音。很新鲜。很奇怪。很宏大。又很杂乱。无法理出个头绪。又无法不让自己投入。）他让他们一起来听，有一次甚至请来周存伯。还有一次，单独跟黄克莹在这个电工房里听了一下午。还有一次，把母亲姜芝华请来，听了一会儿。大部分人仍然不相信这个声音是几十年后的声音。少部分人相信，多听了几次，只觉得杂乱，并无太大的意思。只有他越听越来劲。黄克莹倒是愿意陪他一起听。但后来的很多次，他还是只愿自己一个人听。一边听，一边想一点什么事情。听的结果想的结果，当然包括认真研读那一箱子洪兴泰材料的结果，使所有原先熟知他的人都发现（觉察）到，他身上正点点滴滴地发生着某种不可逆转的变化。用大然的话来说，好像看到大学时期的那个谭宗三，隐隐约约又从水底里浮出来了。

“收不要吓人喔！啥叫从水底里浮出来？三先生又不是落水鬼！”宫小红裹着一块极大的纯毛披巾，把两只脚盘缩在自己身下，坐在一只旧沙发的角落里，嗔责道。这段时间以来，因为跟鲰荛的那些朋友们来往多了，她身上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唇膏不再涂得那么红了，更多的时间里，甚至都不涂了。也不每天换一套衣服了。更多的时间里，只是用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灰裤子来打发自己，或者就裹上这样一条色彩浓烈的纯毛披巾，用她年轻而火烈鸟似的眼神专注地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争论她完全听不懂的问题。然后等他（她）们走了以后，便抱住鲰荛的后腰，反复追问“啥意思啦？啊？到底啥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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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谭宗三不顾所有亲戚朋友的劝阻，放弃了自己在谭家门里仍拥有的一切，给谭雪俦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再次回到了盛桥。

后来我多次找谭家的人，想看看这封信。但他们都推说不知道谁保存着这封信，都说，只是听说过这封信，但没亲自看过。看过此信的少数人说，信始终由谭雪俦亲自保存着。信写得非常委婉痛切。充满了亲情。充满了一种努力的向往。少见的认真。

“向往？认真？谭宗三？”我以为我听错了。

“是的。这封信，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一种过去在他身上少见的精神。”

“可能吗？”

“我们当时也都奇怪。也都在问，这怎么可能？但事实的确是这样。雪俦先生看了这封信，竟然哭了。经易门看了这封信，也说，看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三先生。我们太浅薄了…”

可是信呢？

在谭宗三离开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谭雪俦就病故了。享年五十一岁零十个月。去世前，他对身边的许多事情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就是没有交代这封信的下落。而一直守候在他身边、事后又受命整理他遗物的人，也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否看到过它；更不要说，还能记得起来，到底把它归置到哪里去了。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属正常。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确有太多太多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要张罗、归置、交代，不太可能还分得出心来顾及一封从表面上看来跟整个谭家的前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信件。更何况写信人已远离了谭家命运漩涡的中心。

他们问我，这封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时，军管会正要求我尽快提出最后的报告，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一事，明确表态。并详陈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管会内部，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分歧也越来越大。军管会的几位主要领导，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拖得越久，分歧恐越难弥合。得当机立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