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的桂冠？生身母亲的“发难”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委屈。你们觉得我不是你们期待的那种人，但你们为什么不们心自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谭宗三”究竟是啥人造成的？这使我想起六七十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农场场部旁听人们公开审讯一批“红卫兵”罪犯。那是在一个破旧的小礼堂里。墙皮上的黄粉和檐板上的棕漆早剥落殆尽。本可以坐六七百人的观众席里那天只稀稀落落地坐了二三百人。但在礼堂外的林带里却聚集了千八百人。三五成群。揣着干粮。口袋里装着没炒过的生葵花子。一排排破旧的自行车。卸了套的马在大车排子跟前悠闲地嚼着带苞谷豆的草料。我进了礼堂。我很想看看这些年轻的罪犯，当年的狂热分子。听说两派的头头今天同时出庭受审。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我原想他们一见面就会对骂。但没料想他们很平静，走到栏杆前还很友好地对视了一眼，只是碍于审判委员的面子和法庭纪律，才没有跟对方握手。那是个临近冬季的秋末。提早半个多月降下的一场大雪，把当天的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八九度。我看到两个受审的年轻人中一个已裹上了一件军棉大衣，另一个穿的是一件很旧的灰呢短大衣，脖子里包着一条很脏很皱的围巾，脚上穿着很厚的毛袜子和一双很笨重的大头鞋。他俩的脸色都很不好。头发都刚剃过。都没戴帽子。口袋里都揣着很厚一份自己写的辩护词。但那天他们都没得到机会念自己的辩护词。审判进行到一半，便停电了。礼堂里一下变得非常黑暗。工作人员忙拿来长木棍挑开遮在窗户上的布慢，也没起多大作用。窗户离地太高。况且室外本来就浓云密布天色阴沉。他们根本看不清辩护稿上的字。只得放弃这个稿子。在黑暗中我听到他们试图背诵那份稿子。但却背得断断续续嘀嘀哝哝毫无次序。后来我听见其中的一位叫了起来。大概是针对台上审判委员会中的某一位的。这一位委员大概在几年前做过这一位的老师。农场里常有这种事。在开展一场运动后，就有一些教师被调进机关。教师是农场里最有文化的一个群体。搞运动偏偏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整理材料，担任工作组秘书那样的角色。一些经过审查、被认为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师就这样进了工作组，受到工作组领导的赏识。运动结束，工作组撤离时，这些领导也就把这些教师带走。下一步就从政。我不知道这个同志是否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程序而离开学校最终当上了审判委员的。但这时，他的确严正地坐在台上审理着自己当年的学生。（按规定，他应该回避。但农场里往往没那么多顾忌。）我听见那个学生叫道，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听领袖的话起来造反，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许多年来，是您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听话。特别是一定要听领袖的话。我们是按您说的去做的。老师。我们真的是按您说的去做的。

礼堂里一片寂静。那是不流动的凝固。最后一个瞬间的黑暗。

后来我们听到从主审台上传出断断续续的斥责声：“你这是什么态度？想不想从宽处理？！啊？想不想从宽处理？”

礼堂里又开始嘈杂起来。

一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还没有走。我正需要这片黑静。我静坐着，想，大约每过多少年，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种“驱逐”和“审判”？五十年？一百年？我想一百年里至少也要遭遇两次或三次吧…

儿子按母亲的要求长成了，到头来母亲却反而看不上这个儿子。学生按老师教的去做了，最后还是由老师来主审。

这样的事，轮到谭宗三头上，他的心情当然是平静不下来的。

在“豫丰班子”尚未完全溃散前，他本可以对老太太们作一次有效的反击。当然，反击也并非易事。最近得到的消息，几家大银行突然间都中止了和“联投”的往来。并在上海金融界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各家银行也相继暂停了对“豫丰”的信贷业务。这一变故在谭氏集团内部引起了相当的慌乱。怀疑。这怀疑当然直指谭宗三。怀疑他是否具有那种必备的左右局面的应变能力。

即便不组织抵抗，也应该询问关心一下“豫丰”同仁们的近况。他们毕竟是你招聘来的。他们曾聚集在你的大旗之下。你要躺倒，也得先把他们做妥善安排。否则像现在这样，将他们置于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你…你老兄于心何忍？于心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