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事没办成，却偏偏让谭宗三洞察了自己的行踪。犯了这样一个大忌。等一会儿，恐怕不管自己怎么辩解，都不能恢复谭宗三对自己的信任了。唯有供出谭雪俦。事实上这次也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嘛。但供出了谭雪俦，以后又怎么再面对这位“前当家人”呢？或者就如经易门说的那样，只看现在在谭家当家的是谁，别的就先不去顾他。但今天自己在“将之楚”楼里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又确确实实印证了这样一个忧虑，如果要想在谭家门里把事情继续做下去、并真做出一点名堂，就不能不顾忌至今仍占用着“将之楚”的那一大帮人，不能只“看现在的当家人是谁”

是谁向谭宗三报告了那天经易门来找过他？又是谁暗中窥知了他今天晚上的行踪，向谭宗三作了密报？到底是谁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陈实？大然？鲰荛？还是自己的妻子？或…或什么？再没什么可“或”的了。要知道，除这些最亲近的人以外，再无别人可能这么接近自己、并掌握着自己的行踪啊。周存伯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谭家门里的事情真是太复杂了。一路上，他好几次叫车子停下。好几次想，算了，不回豫丰了。不只是不敢面对谭宗三，也不想再遭受那样的“灵魂拷问”他想，就此离开谭宗三吧。出了这谭家门，哪里还找不到一碗饭吃吃？何必非要厕身于这么一个充满是非祸福的漩涡中讨食？

是的。走，是容易的。他不欠谭家。倒是谭家欠了他。起码还有这个月的薪金没拿。几十个日夜的忠诚。但就这么“不辞而别”地走了，甘心吗？在以往的十年里，他也有过这样的“不辞而别”但那都是因为当时的老板死活不放他走。舍不得他走。他们好话说尽。条件给够。但他已经做厌了干腻了。他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为了更新的向往，他必须果断摆脱。那时的“不辞而别”只是为了个摆脱。而今次，却纯粹为了“逃避”他就是不想逃避，才铸就了那样的“十年”甚至付出了一条胳膊的代价。（从山西的窄轨火车上掉下来，跌进道旁一挂恰好隆隆驰过的马车身底下。被那重负的胶皮轮压断上肢的瞬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和绝望，至今想起来都还要出几身冷汗，打几个寒战。）好不容易回到上海，刚要以这十年失去一条胳膊为起点，在上海再造自己的人生，坚信这后十年再不会是那前十年，却定要以这样一次“逃避”为过渡？而且是从赫赫有名的谭家“逃”出，是从已同样赫赫有名的“豫丰”逃出。可谓“众目睽睽”这一逃，肯定逃一个身败名裂，遐迩皆知。而且只要谭宗三在总商会的聚餐会上，稍许说那么两句不中听的话，全上海任何一家有名的商家店家厂家，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聘录侬周存伯，从今以后，侬就有可能被彻底封杀深埋在上海。

当然，也许谭宗三不会这样做。但，万一他想这么做、也真的这么做了，怎么办？

89

车到豫丰别墅的大铁门门口，他还迟疑了好半天。雨，在进一步地落，甚至不见稀小，同时击打出租车的黑壳子车顶，同时又假借风的威势，在车窗玻璃上形成一扇扇带响动的水幕，模糊了路灯下那不多几件尚可辨认的景物。后来他看到别墅里那个唯一亮着的窗户。（藕荷色的？用五十倍水稀释龙胆紫后形成的那种色调？）他知道就在那个窗口里，谭宗三在等他。他忽然又隐隐地躁动起来，就像是一艘平底木船驶近了正发生严重回流的航道，又好像一瓢冷水突然浇在通红的铁板上。哦，谭宗三。是的。一切差错的根源就出在这个谭宗三身上。就是要走，也要让他知道我周存伯到底为啥才走的。应该当面去跟他讲讲清楚。谭宗三，如果侬还是十年前我们分手时的那个“谭宗三”我今天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希望分散寄托到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更不可能背着侬去找那个“经易门”侬三十三岁。侬年富力强。侬应该有足够的热情足够的想象力足够的毅力去策划去推动去制衡，也应该有足够的恨去对付侬必须恨的人。侬甚至可以去制造部分“野心”它会使我们整个计划中所有的步骤都包含一种（并闪现出一种）必要的灵气和光彩。但正是侬，使我们失望。侬缺乏应有的这一切素质。侬甚至只敢偷吻一个姑娘的鞋子。侬把我们召集到侬树起的“豫丰”这面大旗下，难道只是为了撤换一个“经易门”只是为了尽快帮侬查清谭家所谓“五十二岁”这档子事情？（现在看来，撤换经易门这件事，到底算不算公正算不算得当，也还是可以商榷的。）除了这两档子事体，在更多的时间里，侬甚至对那些并不算太复杂、但又必须经侬过目签字认可的账目、电报、信函、合同文件…都表现出一种不该有的焦躁厌烦，缺少最起码最必要的耐心和兴趣，使我们这些做下手的人无所适从，也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这又不得不使我想到，包括侬独身到现在的这些种种出格行为，难道真的只不过是在证明…证明…请怨我直言，证明你至今的无能和萎缩？

也许我今天不该去找经易门。不该触犯这样一个久存在侬心底的“禁区”作为“豫丰班子”的“总责任者”我更不该让自己心理的天平在当前这个时刻发生如此的倾斜，我愧对侬的信任。委托。

但是…

但是…请侬替我想一想，如果我要像常人那样正常地生存发展，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做？无论是我，还是陈实或是大然，当然也包括鲰荛，我们都是极其愿意做侬最忠实的朋友和下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