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门吃惊地站起，连声问，哪能捉不着？哪能会捉不着？宗三啊宗三，不是我要讲侬，侬真该醒醒了。

好，我醒醒。谭宗三冷笑着，继续向门口走去。经易门大叫一声三叔、我的三叔…扑通一声再一次跪倒在谭宗三面前。侬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就毁了侬自己毁了这个谭家。三代人啊。侬还只有十五岁。侬的日子还早了呀。侬这样做，叫我怎么去向老先生交代？他膝行着趋前，一把拉住谭宗三，连连喊道，侬讲这女人有啥好？有啥好？有啥好？连神父都不肯要她呀。她哪一点值得侬拿自己的一辈子来跟她做交换？三叔啊三叔…侬听我一句…喊到这里，他突然又向前一扑，对着高高的硬本做的〔］槛，通通通地连连磕起响头来。七八下之后，开始流血。又磕七八下，血开始糊住他眼睑和颧面，同时也染红那平滑的门槛。大娘娘家的人都吓坏了，都拥过去劝他。他只是不听，只是叫道，三叔…二叔…谭家有今朝不容易啊。侬听我一句…侬听我一句…侬一定要听我一句…

谭宗。最后没能跨出那门槛去。

他没勇气跨过那血…

那嘶喊…

那与他同一年来到这世上的一片浓稠的“阴影”…

还有自己的软弱。

当天下午，他便坐船回上海了。一路上，他脸冲着里厢，一直木木地躺着。经易门用灰布条裹住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恳切地守坐在他身旁。还特地叫船上的茶房为谭宗三沏来一壶冰片茉莉。他就端着那壶冰片茉莉，守候在谭宗三床位前，等着谭宗三消气，等着跟他作充分的善后交谈。但整整七个半小时的航程里，谭宗三始终没转过脸来，没跟他说一句话。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便少有知心贴己的话可说。发展到最后，打照面时，只要能绕道走的，谭宗三一定绕道走；不能绕道的，就只当没看见，一低头，照直地走过，也不肯轻易招呼经易门。

63

软弱。世界上最可恨、最难救治的痼疾，便是这“我们自己的软弱”

从那次离开以后，谭宗三再没去过乡下。虽然他后来得知，那些因他而无故被开除的学生，在一些人有力的斡旋下，在这一年秋天，又逐一地被招进邻县的初师（初等师范）就读。那位女教员休养数月后，智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基本上能自理生活，由县教育公所提供了一个文印收发的职位，做了一段日子，凑齐一份盘缠，便回四川的外婆家继续将养。那位原本就是震旦医科毕业、后来才改学神学的神父，索性辞去神职，去了六十里外一个叫乐丰的大镇，做了那里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并很快娶了镇上一户酱园坊的“老姑娘”那“老姑娘”果然“厚积又厚发”到年底便为他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双胞胎。他就此在永丰镇长待下去了。面对这一切皆大欢喜的变化，谭宗三虽然也渐渐淡忘了那县中操场边细雨檬漾的桃树和那件灰旧的束腰短呢大衣，但他依然不安。最使他不安的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十七岁？十八岁？）自己不管做什么，在做以前总要掂量掂量，这样做，经易门会不会高兴会不会同意。他觉得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经易门算个啥？他不同意又怎么样？他不高兴又能怎么样？！我还要受他管。看他的脸色行事？笑话！真是笑话！他毅然决然地向房门口走去。也真的走出了房门。但未等走到楼梯口，他的步幅便会减小，步频便会减慢，他心里一定会再次翻腾起来。然后停下脚步。犹豫。如果楼下传来走路声，他一定会觉得是经易门来了。而且越听越像越像越听。人就定在那儿了。脸色马上涨得通红。心跳也骤然加快。脑子里会翻出一连串的顾虑：我这样做，阿爸会高兴(口伐)？大娘舅小娘舅会高兴(口伐)？雪俦会高兴(口伐)？经老先生呢，他会高兴(口伐)？家里的事情已经够乱的了，我为什么还要惹他们不高兴呢？为什么还要得罪这些人呢？再说阿娘这几天身体也不好，为三姐的婚事，又在跟别人呕气，脚背肿得跟高桩馒头一样，连吃了十四五帖中药，也不见起色…等等等等。可能发生的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统统搅在一道。一定要这样折腾过十几分钟，才会慢慢平息。等到平息，人便萎顿，心境便沮丧，已经打不起一点精神再去做任何事情了。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

到后来，即使跟一般账房先生（到学校就是跟老师同学）说话，自己居然也控制不住地总要先打量一下对方的脸色。总想知道，自己说的这句话，会不会惹得对方不高兴或不愿意。总要千方百计搞清，对方到底在哪一点上不高兴，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