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我的这双手和我这个长得不算太大的脑袋瓜，从小就以灵巧出名。上初中时，就协助物理化学老师“土法上马”“白手起家”做了不少实验器材和教具。进了镇政府机关，广播站的那两台破扩大器，就全指着我在维持它们的“生命”我每年还要在省地以上的报纸上发表十五到二十篇有关哈拉努里的新闻、通讯和同样多的新闻照片。张书记曾在全机关干部大会上一点都不夸张地表彰我道，自从小顾到了机关以后，哈拉努里地区才开始在上级领导跟前露脸。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辛苦才没白辛苦。我自制暗房，建立了冲、印、放大一整套的设备。我自己动手修好了扔在宣教室仓库角落里的那台单镜头蔡斯相机和双镜头海鸥相机。每回召开哈拉努里地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都由我为领导起草开幕词和最重要的“总结报告”那个总结报告，我都是直接写在蜡纸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张书记和宋镇长大概给我一个思路，我压根儿都不用打草稿，就把蜡纸往钢板上一铺，手执铁笔，滋啦滋啦，直接就边写，边付印。一晚上轻轻松松搞它个一万五六千字，而且字字都是标准的仿宋体，赶明天开大会前，准时把装订整齐的总结报告稿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上，把张书记高兴得连声叫嚷：“这小子就是能体现领导底意图咧。赶紧，让协理员通知小食堂，给做一锅揪片子，往里卧两个溏心底鸡子，莫忘了再给剜上勺香油，撒上把葱花。叫他好好底喝了，赶紧到会上去给我做记录咧。”那时候，机关家属院里经常发生门锁打不开的事，便叫我去救急。所以，不客气地说，对付那种老式的弹簧弹珠锁，我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这么做，当然不会没有一点儿风险。但此时我已顾不得那些了。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冒险，便悄悄往外走去。我知道那两个男队员并没有应我所说的“回家休息”真正“回家”的，只是马桂花。据说她家里出了点儿事，催她回去。而那两个男队员则在月洞门旁，找了间小屋子住下了，仍在守望我。我踩着墙根前的积雪，悄悄四处探查了一圈。这院子，除了那个月洞门，还真的再没第二个出入口了。我于是熄了灯，在屋里等着，等那小屋的窗户里也熄了灯光，估计两个狗屁孩子睡下了，便赶紧向外走去。却不料，刚走出月洞门，就听到身后有人紧跟了上来。回头一看，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我谎说睡不着，想出去走走。他俩怎么也要跟着。我只有在他们“陪同”下，胡乱地走了一圈，又回到招待所屋里；干坐了一会儿，从书箱里随手挑出本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摒却了一切烦恼，清静了六根，刚读了两页，便昏昏欲睡了。

也许是睡着了，也许并没有睡着，只是有些忘我而已，恍惚间，我又一次听到了敲门声。但这一回，我却懒得动，懒得去开门了。我料想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无事闲的又来“查房”哩。但那敲门声却顽固，而且极轻微，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冻僵前，用小爪子不断地挠着门板，乞求着能允许它进屋来讨一点温暖。我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折起一点上身，侧耳听去，那轻微搔挠门板的声音是确实的，清晰的。我嚷了一声：“谁？”那声音消失了。再等了一会儿，声音又起。如此地有节制，顽强，又显得犹豫，带着几分歉意。我感觉不像是那两个狗屁男孩了。而且这一回听真切了，那人敲的不是门，而是我这屋的后窗。有人敲我的窗户子？啥事？我心里一紧，便赶紧起来去打开那扇窗。还真叫我吃了一大惊，窗外站着的竟然又是…马…马桂花…

“你…你…啥事？”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赶紧裹紧了大衣衣襟，瞪大了眼睛傻问。

“嘘…别吱声…”她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忙低声请求；而后，没容我同意，就自作主张，一纵身蹿进屋。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打算让她进我屋。我也还没有从那一点残留的睡意中挣扎出来，一时间还没法判定，这种时候，用这种方法接待她，对于我，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从父亲血管里继承的谨慎，和从几年机关工作的历练中获取的多疑，都让我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一直在警觉地打量着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的她。

“对不住…打…打…打扰您了…”她显得异常紧张，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双手一直紧抓住那件灰色皮大衣的胸襟，脸色一会儿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变得青白，好像特别惧怕我会扑过去撕扯她的衣服，会对她做出怎样一番粗暴无礼的举止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