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盥铮—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