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神上，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最复杂又最完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自己的血，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长篇小说，一是《桑那地的太》，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只凭自己的心灵觉和悟去创作。寻找一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一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的声音。迈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又无比烈。甚至过初恋时的那可以说无与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文学”我不。也许正是因了这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看上，把我全家调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受驱使下去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