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不是垂丧气，发像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

（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斗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禁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是据什么原则来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席人员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员那样，先“妈的！”“混”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我简直有骨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

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到遥远闹声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于难。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这些人是谁，我不知。我不敢抬，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黑帮大院，看到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

，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上起包，让平的肤上血，长疤；却不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来改造，与劳改伯仲之间而已。

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去批斗，我没有法统计。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从某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活，自由自在，简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走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低弯腰，听候训示：“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乖乖的不要淘气！”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号，接着是胡说八，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张的时候，也挨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去！”完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丧气，发像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