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至痛也。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说：奈何！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年审讯我的朋友们！你们当时对这些“底”是怎样想的呀？你们是不是真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呢？

这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谈他们的“底”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