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的文章。其中一篇《列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对1949年再一补充

大家都知，运动一来，首先就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自我检查。检查得刻才能过关。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谈。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的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我真正陷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重，地位也不够，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