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我是知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衔对他们毫无用。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而说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院，补英文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gut。连论文加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我亲的祖国，也可以告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轰动。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use(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古今的语言，北欧几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的意义。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记中有下列一段话：

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

他的儿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圣诞树上的蜡烛都上，喝酒，吃心，胡谈一气。10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Krause对我的论文赞不绝，关于Endungmatha(动词语尾m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立刻抄了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这些话伯恩克(Boehncke)小已经告诉过我。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这样一来，自己也有飘飘然起来了。

7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指圣诞节)。飘着雪，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他一问。一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hdologie)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