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青年朋友们问我有什么经验和诀窍，我回答说：没有的。如果非要我说什么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两句老生常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诀窍。说了等于白说；但白说也得说。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学就是三年级。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我不记得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是不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下来，那样面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零用钱，远至日本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1998年8月25日写完

时间到了1928年，应该上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写了几个眉批：“一节奏，又一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好，不意董老师一语破，夸大一说，我简直要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初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版的刊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中：山东省立济南中，表面上颇有“换了人间”之，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教员阵容仍然很，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