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