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带着新的恐惧倾听着他的话语，听听昨天的那个声音是否会重现，那种温暖的颤音，像一只手拨动我的情感，使它升华为激情。我的目光越来越不安地投向他。满怀失望地拂过那张变得陌生的脸：这张脸，不可否认，还是昨天的那张脸，但仿佛倒空了，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掏走了，疲惫老迈，像一张老年人的羊皮纸面具。但这可能吗？人可以在某一刻如此年轻，下一刻就那么衰老吗？有这样突然的精神的激昂，可以用话语使脸完全变形，年轻几十岁吗？

这个问题折磨着我。我焦渴的内心急于了解这个双面人更多的事情。他刚刚双目无神地离开讲台，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就突发灵感，急匆匆地进了图书馆，查询他的作品。也许他今天只是累了，他的热情被身体的不适抑制了；但在那儿，在不断完成的著述中应该有人口和钥匙，通向他那神秘地吸引着我的表象。管理员拿来了书：我很惊讶，书是那么少。在二十年中，这个渐入老境的人不过出版了不多的几本松散的小册子，导论、序言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佩里克利斯的真伪的讨论、对荷尔德林和雪莱的比较（当然是在两者都不被他们的民族看做天才的时代），除此以外只有一些关于语文学的小玩意？当然，在所有作品中有一部两卷的作品被预告正在准备之中：《环球剧院的历史、形象和作家》，但第一个预告也是二十年前的了，图书管理员用一个当时的书面询问向我证实，这本书从未出版过。我稍带胆怯地，只带着一半勇气翻开这份手稿，渴望能从中重新找回那令人陶醉的声音，找回那呼啸向前的节奏。但这部手稿却因坚定的严肃而步履螨珊，没有一个地方颤动着那次讲话时那种踩着热烈的节拍，仿佛一狼高过一狼的节奏。多可惜啊！我的心中有个东西在叹息。我要是能打自己就好了，我因愤怒而浑身颤栗，怀疑自己太快、太轻信地把感情交付给他。

但下午在讨论课上我又认出了他。这次，开始时他自己没有说话。按照美国大学的习俗，这次有二十来个学生被分成正方和一反方进行讨论，题目是关于他所喜爱的一部莎土比亚的作品：《特洛依罗斯与克瑞西达》（他最爱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是植拟式的人物，作品本身是一部牧羊人剧，还是一部隐藏在讽刺后面的悲剧。很快，～场思想的对话被他灵巧的手点燃了，发展成了一个充满电力的激动场面——证据有力地辩驳，草率的结论，呼喊声尖锐刻薄，便讨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年轻人简直要充满敌意地互相攻击。当火星四溅的时候，他才跳到中间，把过分激烈的攻击缓和下来，把讨论引回题目上去，但同时悄悄地发出一个推力，使辩论摆脱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得到飞跃——他就这样突然站在这场教学的玩火游戏的中央，自己兴致勃勃，同时怂恿着，又控制着意见的激战，既是青春热情掀起的大狼的驾驭者，自己又被狼头淹没。靠着桌子，胳膊交叉至胸前，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朝着这个微笑，又悄悄鼓励暗示另一个进行反驳，他的眼睛像昨天一样兴奋地闪闪发光，我感到他必须约束着自己，才能不去一下子把话头从他们所有人的嘴中抢过来。他努力地克制着，我从他的手上看出这一点，那双手像一块弧形的木板一样越来越紧地按在胸脯上，我从他跳动的嘴角上猜出了这一点，那嘴角正吃力地把到了嘴边的话伍回去。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像一个游泳的入一样呼的一声扎进讨论之中——伸出手有力地一挥，就像用一个指挥棒一样斩除了混乱：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闭了口，他就以他迅捷的方式把所有的论据总结在一起。他说话的时候，昨天的那张股又出现了，皱纹消失在颤动的神经游戏之后，脖子和身体也伸展开，恢复了果敢的、君临天下的神态，他摆脱了倾听、退缩的状态，投入到谈话之中，就像投入了一股席卷一切的洪流里。即兴讲演吸引着他，现在我开始猜想，他这样一个冷静对待自己的人，在客观的讲课或在孤独的书斋里缺乏这种在我们的痴迷状态下炸开内心之墙的炸药；他需要，啊，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热情来点燃他的热情，我们的放纵来促使他挥霍，我们的青春来让他在兴高采烈之中恢复青春。就像一个敲钱的人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竭尽全力的手敲出的越来越狂野的节奏，他的讲话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激越，词句越发热烈，表达也越来越文采飞扬，我们越是沉默，（人们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们在房间里屏住呼吸），他的描述飞扬得越高，就越是扣人心弦，越狂热。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完全属于他，完全沉浸于、迷醉于这种充沛的感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