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的猎物，轻易地到手又很快地转手给同学们了。但在这种轻松得出奇的获取中，这个昨天还畏畏缩缩的中学生总感到一种令人陶醉的惊诧。这些轻易的成功助长了我的鲁莽，渐渐地，我把街道仅仅看成这种完全不加选择的，只是更需运动的冒险的狩猎场。有一次，我追逐一个漂亮姑娘来到菩提树下大街——真是凑巧，经过大学门前，一想到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跨过这令人起敬的门槛了，我不禁大笑起来。我跟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傲慢地走了进去；我们只把门推开～点，看到（这效果无比可笑）一百五十个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的人，仿佛在跟着一个狂热的“白胡子”祈祷。我重又把门关上，让那污浊的、滔滔不绝的小溪漫过勤奋学生的双肩，傲慢地与那个伙伴一起走了出来，回到阳光明媚的林荫道上。有时我不禁想，再没有哪个年轻人比我在那几个月里更愚蠢地虚掷时光了，我没读过一本书，肯定没说过一句正经话，没进行过真正的思考——我本能地回避一切高雅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让已经虚弱的身体更强烈地感受到新鲜的、一直被禁止的东西的浸债。现在这种自作自受、浪费时光的作践或许是每个强壮的、思想被解除禁烟的青年人的特征——但我特别的痴迷却使这种懒散放荡变得危险，如果不是一个偶然扼制了这种内心的堕落，我一定会变得吊儿郎当或至少堕入一种感情的麻木之中。

这个偶然——今天我感激地称它为一个幸运的偶然——就是我父亲意外地被召到柏林参加一个为期一天的校长会议。作为职业教育家地利用这个机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来了一个突击检查，给还蒙在鼓里的我来一个惊讶。他的这次突袭获得圆满成功。像往常～样，晚间，在我位于柏林北部的房租低廉的学生宿舍里——房门对着隔着布帘子的女房东的厨房——

一个姑娘正对我作最亲密的拜访。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以为是一个同学，就不情愿地嘟嘟响吹地答道：“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但在一个短暂的；同歇之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次、两次，然后带着听得出来的不耐烦又敲了第三次。我气冲冲地套上裤子，想把这个讨厌的打扰者彻底打发掉，就这样，我半敞着怀，耷拉着裤子的吊带，赤着脚，拉开了；＊，我一下子就像太阳穴上挨了一拳.在前厅的昏暗之中认出了父亲的身影。在黑影中，我从他的脸上几乎只能看到眼镜片在反光。但这个轮廓就足以使我已到口边的话像一个尖硬的鱼刺一样长在喉咙里：我一时惊呆了。然后我不得不恳求他——可怕的时刻——到厨房里等几分钟，让我把房间整理一下。正如所说的那样，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感觉到他明白了。他沉默着，克制着自己，没有与我握手，带着厌恶的表情走到厨房帘子后面，这些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厨房里，这个老人不得不站在冒着咖啡和萝卜气味的铁炉子前等了十分钟，对他对我都很屈辱的十分钟，直到我把那个姑娘撵下床穿上衣服，从这个不情愿地偷听的人身边溜出房间。他一定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她快步溜走时带动的气流把布帘的沼相高高掀起。

但我仍然不能把这个老人从那个屈辱的藏身之地唤出来：床上明显的凌乱，得首先清理一下。

然后我才——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来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