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点钱对于国家是少得几乎感觉不出的，正像一头牛在草地上吃掉几根草一样。所以说，干这件事我心里完全坦然，并且我想，我就是偷了国家一千万，也会同一个银行经理或者一个吃了三十次败仗的将军一样，照样安安稳稳地睡觉。我只是想着我们，想到你和我。我们行事每一步都草率不得，不能像一个十五岁的店铺小伙计那样，从邮局偷了十几个先令邮票钱，一小时就胡花掉，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就没了。我们年龄比小伙计大多了，不能再做这类试验了。我们手里只剩下两张牌，不是出这张就是出那张。作这样的抉择是必须深思熟虑的。”

他又继续朝前走，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同时，听他这样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对他的钦敬之心又油然而生。她以前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比自己高明，而自己对他又有这样强烈的倾慕之心。

“好，克丽丝蒂娜，让我们慢慢地研究，一步一步地考虑。作这样一种决断是不能操之过急的。也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幻想。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今天结果了自己，我们就一身轻了，就什么都甩掉了。一扳枪机，万事大吉——老实说，这个想法是非常美妙的，我常常想起我那位中学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同动物比较起来，惟一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在他什么时候想死就可以去死，而不仅仅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死。这也许是人一辈子偷不掉、抢不走、可以一直不断地享用的惟一一点自由吧，这就是毁弃自己生命的自由。可是我们两个呢，我们实际上还很年轻，还根本不知道我们扔掉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想扔掉我们不愿意过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还有另一种我们可能会加以肯定的生活吧？有了钱生活就会改观，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而只要我们还抱有某种信念——是不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对生活的否定就不完全是真的，我们要毁掉的，正是我们根本无权毁掉的东西，即我们内心还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乐趣，也就是一种新的、说不定是非常美好的可能。也许靠这一点点钱，我真的还能有所作为，也许我身上有这种能力，但现在还没有，然而又确实存在着，只是还被压抑着没能发挥出来，而且在衰竭下去，像我现在拔掉的这根草一样会要枯死；可是，恰恰因为我拔掉它，它才枯萎的呀。所以，这种能力也许还会在我身上增强起来。你呢？——你将来或许还会生儿育女，你还可以…现在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