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参加姥姥的葬礼，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我立刻就说，这种伤心事还是别让孩子们看见算了，他们还一点不懂呢。再说，破费也太大，太贵了，来回车费就是一大叠钞票出去了，又是在这种年月…”

克丽丝蒂娜咬紧牙关拼命磨着咖啡豆。她回到家不过才五个小时，已经听见十次“太贵了”这个该死的、可恶的字眼。富克斯塔勒说，到圣珀尔滕去请主治医生太贵了，而且他就是来了也无能为力。嫂子说，墓碑十字架不能订购石头刻制的，又是“太贵了”姐姐谈到临终弥撒，现在姐夫提到乘车，也都是同一个腔调。这句话不停地从每个人唇边流出，就像外面雨不住地从屋檐滴落下来一样，把一切欢乐都冲走了。从现在起，每天都要这样滴滴答答下去：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克丽丝蒂娜瑟瑟颤抖着，狠命地使劲磨着，想把自己的一腔怒气发泄到嚓嚓响的磨盘上去：走吧，走吧，我什么也不要再听，什么也不要再看！当她一边磨咖啡一边这样想时，其他人静静地围坐在桌旁等着喝咖啡，过了一会，就试着通过聊天来打破沉默。哥哥死后嫂子改嫁的那个小个子男人，一个从法沃里滕来的木匠，瑟缩着坐在这几个“半拉”亲戚中间，他根本不认识老太太；这场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当，几个人吃力地问一句答一句，时不时出现冷场，似乎有块大石头挡在路上。终于还是咖啡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僵局，克丽丝蒂娜摆上四只碗——她只有这么多了，然后又回到窗子旁边去。他们四个人那尴尬的沉默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话硬憋住不讲的沉默，它十分蹩脚地掩盖着众人的同一个思想。她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她的神经末梢已经预感到了。在外面穿堂里，她刚才已经看见每个人都带来两只空口袋放在那里，她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说什么了，一阵恶心堵住了她的喉咙。

最后还是姐夫和声细气地开腔了：“这雨下的真够憋气的！我们这个内莉就爱忘事，连把伞都没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克丽丝特，我看你干脆把妈的那把给她拿走得了！要不就是，莫非你自己还用得着这把伞？”“不，不用。”克丽丝蒂娜站在窗前颤抖着回答。现在开始了，好戏就要开场了；可是快些啊，越快越好！

“不光是这个，”好像约好了一样，姐姐开口了“我看最省事的办法，是不是我们现在干脆把她的东西分了，你们说呢？谁知道我们四个要哪天才又能聚齐呢？弗兰茨上班，公事忙极了，您呢，”（她转向木匠）“肯定也是很忙的。要专为这事再到这里来一趟可没有这个必要，何况又得再花钱。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分吧，你同意吗，克丽丝特？”

“当然同意。”她的声音突然变粗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光你们几个把东西分了吧！你们两家都有孩子，妈的东西对你们更有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一件也不要；你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分了吧。”

她打开柜子，拿出一些旧衣服和其他物品，把它们放在死者的床上——这狭窄的顶楼上没有别处可放了。（昨天这床铺还是热的啊！）一共没有几样东西：两三件贴身衣服、一件旧狐皮袍子、一件打补丁的外衣、一件格子呢斗篷、一根象牙柄手杖、一根威尼斯产玉石胸针，再就是母亲的结婚戒指、带表链的小银怀表、念珠和玛丽亚策尔①出的搪瓷胸章，还有几双长袜、皮鞋、毡拖鞋、内衣内裤、一把旧扇子、一顶皱巴巴的宽檐帽和那本破旧不堪的祈祷书。家里那一点点出入当铺的破烂，她样样都抖搂出来，一样也没落下，老太太原本也没有几样东西呀。拿完了东西，她便马上又回到窗子旁边，呆呆地看着窗外哗哗下个不住的倾盆大雨。在她身后，两个女人已经低声谈起来，掂量着、比较着每件物品，商量着分配办法。姐姐分得的东西，一律放在死者床上的右边，分给嫂子的则放左边，中间横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