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了呀。她这时一边砍杂树枝子一边恼自己，平常的气性这时都哪去了？

在小学校门口站到太阳老高了，还没等着朱梅。她走进学校，孩子们一字一顿在读课本，还有念洋文的，一群小老鸹似的“啊、哎”地叫。她走到学校旁边的洋奄堂，洋姑子们早都死光了，还有些洋姑子们教出来的中国姑子。葡萄知道姑子不叫姑子，叫嬷嬷。她找着一个中年嬷嬷，问她戏班子的人全哪里去了。戏班子昨天半夜全跑了，嬷嬷说：一个军官调戏了戏班的一个女戏子，让男戏子给揍了一顿。军官就带了一个连的人来要抓男女戏子。老板把俩人藏了，军官要他一早交人，不交戏班子全体人马都得绑走。老板带着几十口人连夜跑了。葡萄问：见那琴师没有？他们跑的时候谁都没听见，也没看见，嬷嬷回答。葡萄说：“嬷嬷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嬷嬷说：“那敢知道？”

嬷嬷见葡萄垂着两只手僵僵地站在那里，魂都散光了。嬷嬷知道葡萄是谁，打小就来学校送伞，送雨鞋，也常常来教堂看嬷嬷们做祷告。她也知道葡萄的男人铁脑怎么死的。再去想想那个白净俊俏的痨鬼子琴师，她什么全明白了。嬷嬷之所以成嬷嬷，就是太知道天下无非那么几个故事，男女们都在故事里，不知故事其实早就让古人演絮了，看絮了。

嬷嬷告诉葡萄做人都身不由己，她也该想开，别怪他。葡萄问她：“他啥也没留下？”

嬷嬷说：“叫我去给你问问。”

嬷嬷问了其他几个嬷嬷，最后真还问出了名堂。扫地老头从兜里摸出个洋火盒，里面有个银戒指。老头对葡萄说：“孩子他叫我给你送去，叫我夜里就去。我想不就是个戒指吗？半夜去打门，还不当我是兵是匪？”

葡萄拿过戒指，一跺脚，转身飞跑。她先跑到下郑州的官路上，向一个卖洗脸水卖茶的老婆儿打听戏班子的去向。老婆儿直摇头。她又跑了十多里地，在火车站上打听，也都说没见什么剧团。

下午时，葡萄头发上挂着黄土，两只鞋也穿飞了。她又回到小学校时，正见那个中年嬷嬷和一个老嬷嬷在井上摇橹橹把。葡萄上去挤开她们，把一桶水从一百多尺深的井里一口气摇上来。

嬷嬷说：“你还想问点啥？”

葡萄这才明白她回到这里确实是想再问出点什么。

“再问我就告诉你，”嬷嬷平和地看着葡萄“他要有心，他会回来找你。”

葡萄嘴巴抖了一下，也没说声谢谢。看着两个嬷嬷把水倒进一个木桶，合拎着走去。

银脑回来是物价天天见涨的时候。银脑的学名是孙少隽，比三弟铁脑整整大一轮，比二弟弟铜脑大九岁。银脑十六岁出门读军校，连这回也才是第二次回家。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从南方回来，想开小差。孙怀清要把他揍回去，他委屈，说日本人打不赢，整天打中国人，他打烦了。最后还是拧不过他爸，回了部队。这时他已是个中校，带着六个勤务和警卫，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太太，乘着两辆马车回到史屯。

银脑和两个弟弟不同。他咋唬，爱摆谱，爱显能耐，一进了史屯的街就是妗子、大娘地打招呼，其实出去这么多年，多数人都给他叫错了。他带回包着金银锡纸的烟卷，印着美女的小瓶花露水，一纸箱糖果，村里人全到了，院子站不下就扒在上面拦马墙上，等银脑的勤务兵给他们发糖果、烟卷。不少女人得了花露水，当场打开盖抹上，香得喷嚏打成一片。

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有一群群的村邻跑到孙家大院来热闹。他们大多数是银脑从小玩尿泥的朋友，见银脑没有官架子，也都放肆起来。一个问银脑官升那么快，是打鬼子立功不是。银脑回答那可不，身上挂了四、五处花。那能叫我们看看不能？银脑这时穿的是大布小衫，胸前只有三个扣子。他把衫子一扒，指着肩膀上一前一后两块枪伤：这是上海挂上的彩。又指着左臂，这是徐州，这是武汉。

一个人说：“还画上地图了。”

另一个问：“还有呢？”

“还有就不能看啦。”银脑指指大腿，又斜一眼坐在一边纺花的葡萄。

“都是鬼子打的？鬼子枪法够神的。”

“老共更神，这一枪差点让我断子绝孙。”银脑说。然后冲葡萄嚷一句：“得罪啦，弟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