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