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脸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哪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

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