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什么时候闹的？不知。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阿玫！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我实在看不他笑眯眯地冒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手指的手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台阶。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的温和面孔。这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化这样的面孔来。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教室，他不见了。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都有他们的人。小伙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商店，来上海前被迫死了他所有的。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看了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小纸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地绪文同时写：“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一回，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了副玳瑁镜，个也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接待他。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了没统没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价？他那双总是在讨主张的大黑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一步一步，像两截木桩，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他说：上次的事让你吃苦，都是日本鬼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后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说你已经把我供来了。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卖我的事实，我上忽略不计。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有崇。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我傻瞪着这张纸条，瞪着瞪着，泪瞪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纸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纸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绢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