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让伤员先走！”三毛说。

“对！快走吧。我们掩护…”采娃奶声奶气的嗓子显得不合时宜。

大个子副营长将两条伸开准备阻拦他们上车的胳膊放下来：“谢谢你们…”

“啪！”子弹擦着人们的头皮飞过。

荞子和大个子副营长同抬一副担架。夜空似乎被雨坠得兜下来，悬在人们头顶。四周更黑了…

不知是夜里几点？乔怡艰难地闭着眼，懒得再次看表。

她有失眠症。似乎从边境战场那几夜不寐，她就落下这毛病了。失眠使本来多思的她更加敏感，而敏感又使她格外多思。

直到天光从窗帘缝隙之间透进来，她才渐渐朦胧过去。说她睡着也很勉强，因为梦闹得她比醒着更累。

她常常梦见白天从来不去想的事…

比如外婆…

又是那个向来恶狠狠的外婆。她死去十多年却从未离开过她的梦。外婆耳朵背，所以她用自己认为适当的音量讲话，而街坊四邻总以为这个老太婆终日在发脾气。她大声嚷嚷反使家里其他人养成窃窃私语的习惯，似乎为了平衡。外婆一边嚷一边用戒尺打她的手背，她又恨又怕，越发不能在钢琴键上完成那倒楣的《偷渡》。她在梦里也奇怪：外婆不是死了吗？…她是被一大群穿黄军装、扎宽皮带、套红袖箍的人一路喊着拎出弄堂的，那些人的嗓门居然比外婆还要响。他们把外婆架到大马路上，全家都不敢跟了去，只聚在窗口，看着老外婆在暴烈的太阳下打颤，最后终于象融化了似的慢慢瘫下去。她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反动教会组织头目”背上还背了个一米多高、生满红锈的十字架，那东西许是从某个教堂顶上拔下来的。外婆死了，她的脸倒比生前显得和蔼：家里没有一个人哭，唯有她哭了。她守着外婆，坐在马路沿上不声不响地流泪。马路上尽是匆匆忙忙的脚，来来去去的腿，她缩作一团，生怕被那些腿脚踩着，她更担心他们会把外婆踢痛，一个小男孩朝她吐了一口唾沫，—个小女孩扔给她一分钱…外婆说不要记恨侮辱你的人，也不要接收别人的怜悯…啊，外婆不是死了吗？

她使劲睁开眼，体会着现实。她盯着行李架上垂下的两只小红苹果，希望梦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她怎么梦见的不是杨燹而是外婆，她真有点儿恼恨自己。

六点半，列车广播室开始第一次播音。上下左右的铺位上都开始了窸窸窣窣的响动。有人开始吃东西了：塑料袋的声音。

乔怡发现枕巾有些潮，梦里的泪流到现实中来了。谁说人不能与过去见面？她轻轻捶打着昏胀的脑袋。脑袋真是个奇妙的玩艺，那里面说不清是几维空间。得起床了，为彻底摆脱那个潮湿的梦。她从小就爱做梦，只是很少做美梦。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命运的暗示。若真是那样，就太可怕了。

洗脸间里有人在大声喝斥什么，是个喇叭似的女高音。

“这个乘务员太过分了，人家不就是打点水吗？”

“就是。看那小姑娘让她吓成什么样子…”

大概这议论声被乘务员听见了，喇叭口立刻转向这边。“你们了解啥子情况嘛！特快列车上水的站少，一般只保障卧铺车厢…”她哇啦哇啦地喊道，一口四川话。

一位模样斯文的中年旅客说：“她能打多少水？让她打一点算了…”

乔怡往前凑了凑，看见乘务员面前站着个小姑娘，细细的辫子，黑黑的肤色，众目之下拼命把脸往胸前埋。乘务员手上拎着的一只老式行军壶显然是她的，水壶上油漆斑驳。

“你下次还来不来了？”乘务员问，她也急于下台阶。

小姑娘连忙摇头。她看上去十来岁光景。

“也难怪她，”一个采购员模样的老头说“硬座那边挤死人！过道上全站着人，洗脸间也站满了人，有水也接不上！前几天宝成线塌方，几趟车的旅客都积压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