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已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

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幅，替我爸爸吃的那份梗到了胸口，令我昏头胀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级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么？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搪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碴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

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井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以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而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般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平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鲜红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