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谁？”其中一个工人问。董丹认来他就那一群民工的领袖。“嘿！”董丹招呼。

“我们不想闹。”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民工领袖问。

“你们要找律师可别把我算去，我连孩的学费都缴不来！”

会。她会在餐桌上假装对吴总行采访，直到董丹把工人找来，集中到餐馆门。在用过了昂贵的午餐后，李总编和吴总接下来可以享受一场小小的示威抗议。

“没有全付清，先付了两个月的工资。可是他说只要我们完成整个工程，他立刻会把其余的付给我们。”

“让别人把老板送上法院。我的钱还要留着当回家的旅费。”

“能什么事？”董丹瞪着他。

“拖欠你们的工钱，他都付了？”

“那不成暴动了？警察会把我们关起来的。”

“他的气好像他是世界最有钱的人，他说要在北京专为低收盖十个小区。”董丹说。“现在他正邀了周刊的总编在吃中饭，光这顿饭就值你们两年工钱。”

“我们跑去老板一定很生气，脆就不付钱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民工说。

“我看见你们现在伙不错。”董丹嗅了嗅，笑了起来。

“谁知？”他说“什么事都可能。如果老板被我们的抗议惹火了，他可以去雇新的人来，事情如果变成那样，你能够负责吗？”

董丹刚下租车便听到音乐声，是从工地电线杆上挂着的喇叭中传来的一首喜气洋洋的民歌。电梯了故障，所以董丹得一路爬到二十八楼。好在每一层楼都建得很低，只需要十二阶就能够爬一层。吴总把屋建得比法定度要低，那些劳动人民房主站在这样低矮的屋下，会觉得自己像是天立地的人。董丹记得对他这个阶级的人曾有过这样的比喻。他循着笑闹声的而去，看到一群工人正在睡铺上赌钱。没有门的厨房里传了阵阵炖羊的香味。

“别看我，我不是代表。”一个年轻民工说。

“我可不这么乐观。”董丹说。

“如果他说是我们撕毁协议，不给钱了，那怎么办？”

没人回答。

住在别的地方的民工这时也来了。他们把窗、门都堵得满满的。

“怎么样？”董丹问。他上穿着夹克，让他觉得很别扭。

“你们不去闹就难了。”

“他说的你相信？”董丹问。

“你们谁想代表？”民工领袖问大家。

董丹比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烟。

“是你呀！”民工领袖满脸微笑站了起来“大记者。”

“如果我们不得罪老板，还是有机会把钱要回来的，对不对？”民工领袖问董丹。

“我可以带你们去那家餐厅。”董丹说“当面问他哪个是真的：报纸上说的，还是他告诉你们的？”

“凑合。”民工领袖伸手袋里掏香烟。

“为什么不闹？那是你们自己的钱啊！妈的！”董丹说，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下他会变得这么愤怒。

“就是说怎么着钱都要不回来了？”

“我们都去？”有一个民工问。

“老板前天送来一卡车的羊，还有一些钱。”

原本在赌钱的那些工人开始纷纷接耳问发生了什么事。董丹把报纸拿给他们传阅。

“没别的办法。”民工领袖说。

“那就找一个律师，上法院解决。”董丹说。

“为

“我可不什么代表。”一个中年民工说着，朝后退了—步。

“多了去了。”其中一个人说“我有个亲戚就是打官司打穷了。”

董丹从袋里拍那一本《消费者周刊》，对方吃力地慢慢读着。

“如果没超过二十个人示威，警察不会的。”董丹说“你就挑二十个人代表。”

老板送来羊和两个月的工资表示抱歉，希望大伙儿原谅他。他没有准时付他们钱是因为他在财务上了小小的麻烦，银行把他的贷款给取消了。当他听到这些民工没钱寄回家给老娘、媳妇儿、孩时，他心痛不已。他答应一定会尽全力解决现在的财务困难，只要他们能原谅他，再多给他一些时间。没有他们的谅，他只好宣布破产，这样一来，他就永远没办法付他们工钱了。这些工人们如果要自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完成这个工程。等到他把房卖去，就会有钱来付他们了。待会儿傍晚会有一顿烧羊和红薯烧酒的会餐，象征雇主与员工的同心协力。

“找律师？那得多少钱啊？”

满心兴奋的兴迈着舞步穿过走廊，往电梯走去。

“了事你负责吗？”民工领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