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们在伙房预备圣诞晚餐。没了陈乔治，她们只好把每人那一厨艺拼凑起来。

英格曼神父没有发言。对于书娟那次未遂的毁容报复，他一个字的评说也没有。他平淡地告诉书娟，她已得到上帝的宽恕了。

英格曼神父打开门上的方孔，对行造访的大佐说：“你们不是不喜走正门吗？”

“等等。”大佐说。

“阁下说得一不错，既然没区别，何妨表示礼貌。”他金丝边镜，微笑极其文雅，剥掉一军装，谁都会认为他是那在某个银行、某个“株式会社”混得不错的职员。

公元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书娟和女同学们在帮阿多那多拆除灵堂。冷的空气使淡淡的血腥凝结了。没有圣诞树，也没有礼，他们将在每行座椅扶手上一蜡烛。

他们的大佐手捧一盆“圣诞红”彬彬有礼地在正门外面一遍一遍地打门铃。

“阁下，激怒我这样的客人是很不智的！”他文质彬彬地在门外说。

惠特琳女士送来两只，两只腌鹅，玉墨正把大米和填鹅腹内，大致是填圣诞火的法。

“我们的节日庆祝活动都没开始呢。”

“一两百士兵荷枪来庆祝我们的节日？”英格曼说。

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据她的文章以小说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

“这回要搜查谁呢？”阿多那多挡在礼拜堂大厅门。大厅里有二十一名女孩。

“圣诞快乐，尊敬的神父。”大佐靴上的刺碰悦耳的‘叮当’声来，同时一鞠躬。大佐的英文发音很糟，但用词都正确。

英格曼神父看见路边停一辆装饰考究的车。“你们想什么？”

“能不能请阁下开门？”

他刚从前门走回，院里已经是黄军服的洪荒。他见刚才那位文雅大佐正骑在墙上，往下，他用睛死死盯住他。他知女孩们现在只要一看见这黄颜就浑缩。

我姨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掉，就把写了下来。她把它写成一篇书信的记叙文，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

天刚刚暗下去，阿顾跑来，说日本人又在前门打门铃。

女孩们和窑们正要找地方躲避，院墙上已是一片黄颜：至少有一百个日本兵爬上了墙。

英格曼神父盯着他，陷的窝里，灰蓝的目光冷得结冰。“好的，我接受你们的祝贺，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英格曼神父说完，自己便向大门走去。国人逐客或送客，总是自己领着客人往门走，然后替客人拉开门。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却不转，背影是“早料到如此”的表情。

。她要她明白不是什么人都跟胡博士的女儿说话的。直到日本兵把玉墨押上卡车，玉墨向那日本人羞涩一笑，她才明白此生不再会有与她谈的机会了。玉墨对日本兵那一笑，得多大胆量多少智谋。就在那一刻，书娟想到一个词。假如这个词能剥去自古以来的贬义该多好：笑里藏刀。

“要我怎样才能解除你们的误会呢？”大佐说，眉间现一儿苦楚。“我们真的是一腔诚意而来。能在这个国家和你们共度圣诞，不能不说是神的旨意。”

英格曼神父停下来，回答：“对疯来说，激怒不激怒他，毫无区别！”他是绝不会放这群穿黄军服的疯们从正门来的。

“来恭贺圣诞。”大佐说。

英格曼神父却调转走开。

“开不开门对你们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