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豆蔻两只细立刻鼓起来：“有站来骂！”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女孩们才不想“有”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的酒窝。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袋跨门来。

女孩们看着她。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缀的碎红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更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辩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国也许还象平时一样睡得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痛哭，就象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痛哭一样。

一声五雷轰般的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国和日本宣战了？难挂了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这时豆蔻走餐厅，自己也知有些不识相，绣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有米饭吗？”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站在后面，很想打听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妹，已经让我们激不尽。战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妹们在此能有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吃她们的。

阿多那多说：“谢谢谅。”他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象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来吧。”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不知谁嘴说。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里省一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袋。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了，勺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