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我们叫第五代中国移民。”――《扶桑》

“这时看着二十世纪的我。我这个写书匠。你想知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我从来不知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上嚷到这里来寻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不知究竟想找什么。”

这样的议论使严歌苓的小说成为一真实的虚构小说。当叙述人站来谈论小说的写作过程，写作方法时，读者想在作品中寻求真实的幻觉便被打破，从而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语言真实。

首先要区分一下代言人（叙述人）和作者。叙述人不等于作者，它只是作者在定叙述情境中的一个投影或化“叙述者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角，即使它由作者直接承担；而且假设的叙述情境可能与有关的写作行为（或听写行为）大相径…”不同的叙述情境中有不同的叙述人，但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叙述人有很大的相似，这些叙述人不是隐在作品背后的，而是抛面，有着鲜明形象的叙述人，她们有两个共同：一、以第一称“我”的面目现；二、有很的自我表达望。这两之间有内在的关系。

严歌苓作品中的叙述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人，她将主观立场渗其中，充分表现从“我”发的自觉，而现于叙事作品中的叙述人议论，则是叙述人主观意识的明确表达。

叙述人

这样的叙事方式将第一人称叙事的可能推到了极致。

使叙事呈现“支离破碎”错综复杂的面貌，也许这就是严歌苓作品的“有意识的形式”

“你想我为什么单单挑你写。你并不知你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下来，记载一百六十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是作为最丽的一个中国女被记载的。”

（2000年5月）

“你知我在拍卖你。”――《扶桑》

“你有个奇怪的名字：扶桑。你不是从广东沿海一带来的。因此你的售价比‘阿珠’‘阿彩’‘阿蜊’们要。沿海地带女很难证实自与港川的洋手无染，价都要低三成。”

严歌苓对作品场面的选择、布景及氛围的设置，对作品结构的架构是很老的。《人寰》《扶桑》是形式与内容的严谨整合，叙述方式很有自己的技术，一些细节的作使文本富显戏剧。但是，文本某些分显得技巧有余，而张力不足，明显淡化了文本的彩。而在《扶桑》中，一味地摆布镜，玩技巧，推销西洋人衷的中华民族的“古董”是迎合呢？还是自尊、自省？这只有作者清楚，我不妄加评论。

全景“这就是你”拉开，然后推近，脸；再拉至全景“来，转一转。…”再推近脚“不要急着展现你的脚，我知它们不足三寸。两个成了木乃伊的玉兰苞。别急，我会给你机会展它们。”此时，摄影师显，告诉“扶桑”我准备拍你的故事，我了何努力查找资料，在我（摄影师）的镜之下“你”的命运如何。尔后，摄影师时时显，也告诉观众她自己飘洋过海的受，将历史与现实相，时空在此时一个大的跨越，仿佛影视片播放陈年旧的老镜时猛切鲜彩的现代城嚣。作品的结尾，镜回到历史，一个作者安排的历史会面。此时，克里斯已近故世。“我简直怀疑你们是存心不认对方来。…”摄像机在一似乎繁复的远、近、快、慢镜之后，缭之余，仍然未让观众心情轻松一会儿。

首先看人称。严歌苓这两作品基本都用第一人称，只是《扶桑》中叙述人角与《人寰》中略有不同，她是从自己的创作来讲述一个故事，即“我”“你”并行，而后者直接叙述“我”的故事。但她们都有是事件和活动的叙述代言人而非旁观者。奈谈到自传的写作时曾说：“自传的叙述者，不论自传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比‘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者更是‘天经地义地’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尽严歌苓的作品并非全带有自传，但第一称的选择仍为叙述人自己讲话提供了方便。在《人寰》中，叙述人时而成为童年的“我”时而成为青年的“我”又时而以中年的“我”的面目现，更多的，她游离开这三个故事、三年龄的“我”而又发展了“我”与心理医生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是《人寰》的第四个故事，这个“她”在自己的觉中连往返，以至前三个故事结束了，留下了这个没有结束的第四个故事，以现“我”的故事取代了故“我”的故事，将主观引了作品。而在《扶桑》中，叙述人以自己的创造力，突破了权力界限。通篇不用引号，将主观话语“加”给了扶桑，打破了隐叙述人的试图制造一客观叙事的幻觉的企图。表现在叙事上就是从“我”的受过渡到扶桑的受，突破了作为人的“我”在视角上的限制，使第一人称叙事又成为无所不能的叙事，表现叙述人既想作为人同受，又想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凌驾一切，充分领受叙述的权力和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