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官方版本、民间版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呢？

严：我这个故事也是听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梦，文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就曾经有个构想，女儿回忆母亲，以十年为分割的标记，每十年写一次，这样写出来的母亲，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每次都会不同。《白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人的故事，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陈凯歌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有意将它改编成电影。

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创作题材、叙事的方式和语言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努力？是对自己的超越，但同时也是读者阅读定式的挑战，对吗？

严：确实如此。我现在创作中遭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我每一次创新和改变都有可能会抛掉一部分读者。因为像《扶桑》、《人寰》等这样的作品，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艰难，很难进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大部分是在用独白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活动，叙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而且你自己又忍不住要站出来阐释一番，这会让读者感到故事情节被阻断了。《扶桑》在阅读上的困难是最大的，她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的空间，所以也就难以顺畅地读完。

蒲：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个知识女性叙事者的存在，无论是写少女小渔，还是农家女巧巧，叙事和内心独白都脱离不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性的口吻。

严：说到这个女性叙事者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将自己脱离其中，在对话上我可以尽量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她的身份，但叙事语言就很难做到。有可能是文革对我的影响太大，我控制不住自己要进入故事中，去评判一番，这是比较自然的做法。

李：所以读你的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在《白蝶标本》中对成人世界虚伪和冷漠的揭露，《人寰》对文革中出卖和背叛的无耻之举的批判，《天浴》中对男性兽行的揭示等。

严：对，这点我确实表现得很强烈。我认为道德是一种审美。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很丰富也很精彩，但如果在我的道德审美上通不过，我就不会选择写他们。

李：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你要在河南的农村呆一段时间，是否要创作新的小说？

严：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我想去体验生活，了解民间存在的种种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的语言。我很羡慕赵树理这些老一代作家，能够将人物的语言写得如此形象和幽默。像莫言、余华也都写得很好，我就试图能够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灵感。至于新作快完成了，我不便在这里透露。最近我出版了一个小说集，就是以“穗子”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

李：你的作品在国外评价如何？

严：《纽约时报》登过我的书评，《白蛇》那个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后，有人说我的小说有欧?亨利的结构，莫泊桑的语言等。《扶桑》在国外引起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