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我从小就去当兵了，12岁，可以说是在女集中成长的。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中，女是与男对立的，男是主，女是客。男是敌人，是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女则压抑、柔地对抗着他们。我12岁伍，25岁退役，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确立的时期，对世界、对人及其对的看法已经形成基本的概念。我对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对女人的兴趣也很厚。我认为女只有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其真正的魅力，而且在著名作家的笔下，都是因为女写得成功，作品才成功，你看《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利尼娜》、《红楼梦》等等都是将女刻画得非常丽和丰富。男人由于是狩猎者，情包裹很严，女人要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都有不同，1-12之间是一个阶段，而18岁之后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30女开始变得更为有丰韵。男人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男人，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不如女的变化来得大。

严：我很喜萧红的《生死场》，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非常有存在主义的彩。我之所以写《扶桑》就是有于这女神的伟大，我边所接过的女就有许多是这类型的。我前夫的母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很聪明、宽容、始终都是荣辱不惊的状态，这给我很多启示。

严：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主义，就像国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我们不能那样去战斗，如果大家对立，我们毫不受益。我觉得女活着就是一大，就像扶桑这样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和日本女都有相似的特，柔顺、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疼痛，包括神上的和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

李：因为你自己也是嫁给一个国人，在散文中也提到，有时候会现这阻的情况，现在还这样吗？

严：我在最近一期《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自己的创作想时，就谈到《扶桑》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我去看一个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看到这样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唐人街女，我想到了很多，对她的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为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泡图书馆翻阅各历史资料，也看到了有关唐人街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我很震惊，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扶桑》的动因。应该说扶桑上确实现着我对理想女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是母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辱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并且落得更为艳丽和充满生命力。

李：看萧红的《生死场》也有这的觉，你会被这韧的生命力所震撼。

严：许多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无知、混沌但是她们却是最幸福的人，她们不像现代人那样脑里充满各各样的

严：现在当然好多了，毕竟在一起有七八年了。一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他和我已经能够达成默契了，我说上半句他大概就能知我要说什么了。

在，仅仅是语言的相通未必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蒲：你对西方的女主义是如何看的？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女主义的影响呢？

李：说到《扶桑》，大家对这小说都很兴趣，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小说的，而且扶桑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形象？

蒲：你的小说中大分主人公都是女，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的草地》到《白蛇》、《少女小渔》、《扶桑》、《谁家有女初长成》，你写过各各样的女，为何你这样关注女的生存状态，你对女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李：对，就是庄所说的“上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