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意识到这一，是因为“有时候写作写得很忙了，我先生下班回家看我还穿着睡衣，就会说：我都怀疑我没去上这个班。”

比如《寄居者》的原型是她1993年在柏林墙前听来的故事，经过了十来年的积淀，她把它从柏林移接木到上海，变成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寄居生活。

“当时上海在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的状态能够和盘托，当时他们怎么生活，我把他们和盘托的时候，是一方土和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而这也恰恰是她自己的情观。

她说她现在所的一切，她的先生都为之自豪。

是寄居这个词让她有了共鸣，从1989年去国，严歌苓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

“人是一纪律”这是她曾经跟朋友提起的一句话“当然是一纪律啊，不是一个长期饭票到手了，嘛就嘛，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情要烈：女人再成功，归宿还是情

她为这个故事搜集所有的素材，包括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在上海的书，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的香，什么裁店，什么舞厅，什么牌的风衣大衣等等。

她从不写都市情，因为她觉得都市人的情很苍白无力。

经常着别人给我讲。朋友也好，熟人也好，生人也好，我都会让别人给我讲。”然后她把故事放在自己脑袋里的素材库中。

后来她尝试去一一改变，比如一大早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准备好晚餐，穿上好看的衣服。

她笔下的情都是烈的，笔下的女人甚至有“一”似地对情猛烈追求。比如《寄居者》里女主人公敢敢恨，《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红女兵对丈夫“哼哧哼哧”的，她笔下的女人起来是从不吝啬、从不惜力的。

她现在的丈夫，一位国的外官，多年来，她一直追随他去非洲、去台北。“我很在意我先生的一切，他的事业我能帮上的就会去帮。我很在意我在他里的形象，比如发脾气很可恶的样，我会尽量减少。”

你真的很难相信，为一个文笔犀利的女作家，她的情观是如此传统：“女人所的一切，你再成功，你的归宿还是情。你的成功能够使这份情变得有价值，全世界关注我有什么用？我还是要我的人来关注我。”

“我觉得一个人不怎样，要给去的情都是非常烈的，非常的。”她曾经有一段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她也毫不忌讳地说起“我对我的前夫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