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二）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出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对其赴美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身各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大背景中来考察。重点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较式研究，在这种相互的对照中更加凸现出严歌苓创作的独特之处，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