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出一种返朴、令成人以为不顺应常理的孩童行为。

三、双重视角下的人性观照

“观照”来源于中国传统美学，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实践性联系的特殊方式。“观”等说法指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独特的观审角度与方式。审美观照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在进入特定的审美情境之后，以充满独特情韵的眼光来看对象物的观赏与晤对。

严歌苓的这种观照更多的运用于边缘人物。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他们作为不为主流群体所认同，处在种族、政治、文化边缘的弱势地位，相对于强势者的威慑和博大，生活氛围的寒酸和局促更加显眼。严歌苓曾说：“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而作者对于边缘人物的女性投以特别的关注目光，不约而同在这种状态下使她们完成了对于理想女性的构建：外柔内刚――温顺、寡言；韧性、执着，感情的投放有如“地母”式的伟大－－“那泥土般真诚的女性”：“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坯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6]

关于“地母”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中的引用，似乎要比奥涅尔《大神勃朗》原著中的塑造更要为人所详知。神带有女性的成分，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张爱玲大约要去信仰的“地母”就是这样的形象。[7]“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8]。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一直带有这样的“根芽”在《金陵十三钗》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完整映照了张爱玲的这句话。在屈辱前，端庄美丽的女孩和恶俗难堪的窑姐都是相同的受体；在生命前，神圣肃穆的神父和卑贱低微的女人也都是同样的救赎者。一切“美丑”、“贵贱”的对立在整个民族和个体生命同处在危在旦夕时都显得不再重要，逾越这种界限“丑陋”和“卑贱”也恰恰完成了对于神圣和高贵、美丽和纯洁救护。作者穿越窑姐肮脏的表面观照到这些“有过千般不是”的女人，她们都具有“地母的根芽”和苏醒了的蛰伏的善良，一切与鄙贱对立的高贵和反衬其肮脏的高洁，因此都可以为广阔仁慈的人性所包容，从而映照出对于民族和历史的交融。

相同于地母的形象，王葡萄在乡土境遇中的感恩与仁爱也是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投放。小说将王葡萄生命中的人划分为几类：以孙怀清为代表的父亲、有关于性爱的男人、和游走于村里和村外的人。而王葡萄作为作者女性寓意的代表，由时间共同完成了对前面几类人的包容和救赎。当沾染于时代混浊的人和事在每一个动荡洗尽铅华之后，就都回归到和她一样的本真。“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9]，这是王葡萄对人生最好的解答。作为女性的她从来不会去记住羞辱和痛苦，而和她有所染的五六个男人，在她纯然的感情和付出看来也显得美好和真挚，一如她对父亲和生活的付出。任何困窘在她面前“能活着”就没有什么还比得了这个更重要，母性和雌性感情中所充分表达的这一点生存哲学，宽恕了所有的丑恶和罪过。

不同的女主角、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代，但《少女小渔》中的感染力呈现出相同的情感况味。这则故事里的所有人物中小渔无疑是受伤害最大的，但她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从女性世界折射的人性之美。被感化的洋老头是作者借小渔这样一个弱者中的强者，去发掘心灵世界中具有博大人性的人物之一。也像作者借塔瑞之口所说的那样：“跟人在一起，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便成畜生了”[10]是真正揭示了人性之善的光芒和人格力量。无疑，小渔作为这样的“人”是救赎了和“畜生”在一起的“人”的女人。这里人的善意、爱意和同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身处弱势和窘迫，却没有湮没了本性的善良。相反人性的光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边缘人精神世界的惠泽，才显得更加可贵和令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