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在我后抬杠。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过啊！来，坐啊！”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是等，任何残羹他都捞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他站起：“我们是这样的密相，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步快乐地下楼去。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了。”虹虹评论。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钱的时间！”虹虹两手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手，亮个大钻石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开什么牌车。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一家豪华馆。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血红厚的嘴，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和知觉。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动：原来连孤独自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我得去找这个人。

我“哗”一下拉开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说。

“离这儿远。”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我名字。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我坐在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上餐馆的长、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向守门的老爷问起一幢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我熟悉的声音：亲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我生活里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窗：一个一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